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书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其四因《汉书》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後之书，而反谓司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云：“皇甫谧於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後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
△六驳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异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异，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後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於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後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即今文），後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後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後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则马、郑相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驳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书，井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略同，但文异者十馀，增者一，删者十馀耳。故不重录）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亦云：“《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