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治必由於家齐。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牝鸡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以东迁。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关於兴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败国而亡家也。後世不达此意，惟务徇妇人之情，而妇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汉有吕氏之祸，王氏之篡，东汉尤以母后专政为常，其所亲则贵宠之，非其所亲则疏远之，若天下为己之故物者，而不复顾宗庙之陨，岂非此义之不明哉，驯至唐之武韦而祸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信乎其如正墙面也！
○草虫
△本篇未必为夫妇诗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笺》云：“‘未见君子’，谓在途时也。‘既见’，谓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又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为忧，已得同牢为喜，无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礼自防乎！且既问名纳采，聘之为妻矣，宁有不与同牢之理，而烦女子之过虑乎！《朱传》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说为近是。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为妻之恩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没後
《甘棠》，《序》以为美召伯，《朱传》以为後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按《春秋传》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则是此诗乃召公既没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传》之说是也。至《笺》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亦非是。甘棠之阴能庇几人而於此听断乎！《朱传》以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笺》又称“召公为二伯，故言伯”，亦误。宣王时，穆公亦称召伯，《诗》有家伯，《春秋》有单伯，岂必为二伯然後称伯乎！又按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自此以下八篇盖皆昭王以後之诗，是以其事则瑕瑜互见，其词意亦与前五篇不类。然则独前四篇为康王以前诗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为女子诗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刘向《列女传》谓：“申女许嫁於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讼之，故女作此诗。”朱子《集传》全用《序》说，而释“室家不足”之文则又兼采刘义。余按：召公从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断必有大过人者；强暴之男将畏罪之不暇，安敢反来讼人。即讼矣，召公亦必痛惩之而不为之理，安有反将贞女致之狱中者哉！且所谓“礼未备”者，仪乎？财乎？仪邪，男子何惜此区区之劳而必兴讼？讼之劳不更甚於仪乎？财邪，女子何争此区区之贿而甘入狱？婚娶而论财，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细详诗意，但为以势追之不从，而因致造谤兴讼耳；不必定为女子之诗，如《序》、《传》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没？《甘棠》乃作，则此必非文王时诗明矣。
△羔羊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见有所谓节俭正直者。《郑笺》训“退食”为“减膳”，训“自公”谓“从公”，以为节俭正直之证。然献可替否乃为正直，从君岂得谓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状以“委蛇”，明谓退自公朝，岂得以退为减！《朱传》以为“退朝而食於家，从公门而出”，其训当矣。然既不用郑氏之解，何以仍袭节俭正直之说？节俭正直究於何见之乎？惟《朱传》所谓“从容自得”者於理为近。然则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簦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诸事废弛之象
盖此二篇皆周道渐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无故而速讼狱，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谓安矣，然犹“视民如伤”，“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观二诗，明系太平日久，诸事废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缓语低声，以为养相度，以致万事不理”然者，岂得以为文王至治之时诗乎，且余尝见今之为州县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职业，则百姓皆得自安於畎亩；若从容暇豫而不事事，则吏胥作奸，强凌弱，众暴寡，四境之内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此谓也。自以此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狱讼日繁，大臣之优游养望皆视以为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