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汉儒之所尊信与所诋讠其，但视其为师所为与非师所为，初亦未尝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犹论当时之书也。不意名儒之释《六经》亦复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论乃世之通情，无古今，无智愚贤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处贫贱而文不见重於世，复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称人之谀富贵而毁贫贱者为势利。然势利之情岂独在富贵贫贱间哉，苟不察其实而但以名轻重之，与世俗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势利则一也！余尝与诸同学论及场屋，皆以场屋为无凭也。广平栗太初元曰：“场屋虽无凭，然尚微有凭：若我与君之文犹可望万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谁其称之？”然则糊名易书亦有不可废者矣。今欲读《诗》，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乱之，了无成见，然後可以得诗人之旨。故余之论《诗》，惟其诗，不惟其正与变。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时代与地域
《周南》十有一篇，《关睢》三篇立夫妇之准，《つ木》两篇适上下之情，所谓“家齐而後国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乌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诗。旧说以此五篇皆为太姒之德。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为太姒者。《毛传》、《郑笺》亦但言为后妃，并未指为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应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当如是，正不必定属之太姒也。所谓“君子”云者，乃诸侯大夫之通称；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诸侯夫人事。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亦似临河近水之国，岐阳少水多山，距河绝远，风土殊不相类，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朱子盖亦觉其不合，故训“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时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称河必加“黄”以别之，经传之文则但称河，於他水亦皆称为某水，恐不容藉此为说《诗》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旧说亦以为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词意，《桃夭》祝妇宜家，淳风未改，为盛世之诗无疑。《兔鳌罚贤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乔木”见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坟”忧王室之如毁，显然衰世之音。然发乎情而能止乎义，嗟其劳而复幸其迩，先王之遗泽尚存也，是以圣人犹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诗，概训以为《文王》之化，失之远矣。惟《麟趾篇》咏公族之美，与《关雎》诸篇皆当为盛世之诗，乃反列於《汝坟》後者，盖因其诗别为一体，且取其与《关雎》相为首尾之意也，说并见各篇中。
○《关雎》
△本篇为君子自求良配
此篇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共职事。然首章明言淑女为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当之，则称名不正，不可以为训。朱子以为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内治，其说当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为宫人，则语意尚未合。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於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非夫妇之情即为淫也。魏文侯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义，遂以夫妇之情为讳，并德亦不敢好，过矣。《关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於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後世夫妇用情者之准，不可谓夫之於妇不当为之忧、为之乐也，若夫妇不当为之忧乐，则五伦中亦不当有夫妇矣。
△贵德求贤
“窈窕淑女”，淑，贤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从穴（後世误以为美丽之称），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得见也。不好色而好德，故无一言及於容色眼饰之美。妇当从人，女贵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贞静自守为贤、夫妇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贤女难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思。惟其求之也难，则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所谓“阴阳和则万物生，夫妇和则家道成”者也。其取兴於“雎鸠”者，《传》谓《挚而有别》是已。其取兴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洁而难取，洁以喻女之贞，难取以喻女之难求。盖夫妇之道，男先乎女，此下两篇皆言妇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尽妇职者由於其夫之贵德求贤故也。毛、郑以为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移之用人
《关雎》一篇，言夫妇也。即移之於用人，亦无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贤女为妇，君之欲得贤士为臣，一也。果贤女与，必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贤士与，必安贫守分而不事干谒。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咨於岳，稽於众，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顾於草庐？与《开雎》之“辗转反侧”何以异焉，然及其既得，则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庶绩咸熙，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者也。故曰“劳於求贤，逸於得人”，岂不信与！三百篇皆可作是观，故《采蘩》一诗言祭祀也，而《传》引之以美秦穆举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为《序》说所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