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长卿取《左传》之事以附会於诗篇，而传之日久，遂以为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仪礼》，亦非隐僻之书，人所不能见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与《国语》之言正相左（《国语》谓称成王之德），乃郑氏反以为先与之合，抑又诬矣！又按：郑氏作《诗辨妄》，痛斥《序》说，乃不信《毛诗》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岂所传异词邪？抑其说有初年晚年之别邪？惜乎余之学浅居僻，见书不多，未能一一细考之也！
△以篇次论诗
一，《诗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衰世之音。不知诗篇传流日久，岂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国风定之方中》在《载驰》之前，《我送舅氏》在《黄鸟》之後，其显然可见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为美，在後者皆以为刺诗乎！如此说《诗》，古人之受诬者多矣。至若《周颂》，《二南》尤非一世之诗，乃定以《二南》为文王世，《周颂》为周公诗，虽其文之明言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归之於文、武，则是吾意所欲与者即与之，所欲夺者即夺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为！谓白马为非马，岂但战国横议之士能之乎哉！
△势利之见
一，以篇次论诗而不惟其词，是特世俗势利之见耳。京师鬻货诸肆皆以字号为高下。其有改业及归里者，则鬻其字号於人，多者至数百金，买货者惟其字号不易则买之，其货之良苦不问也。磁州产烟草，杨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贩其货，偶货不能给，则取他肆之货印以杨氏之字号而与之，贩者不惜价，食者无异言也。夫以篇次论诸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无他长，惟以文论文，就事论事，未尝有人之见存焉，奈何说诗而但以篇次为高下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通论《二南》
△《二南》非文王时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既皆以为文王时诗，势不得不以为有正而无邪。於是《汉广》之游女，《行露》之速讼，《В梅》之迨吉，《野有死埂分怀春，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关雎》、《鹊巢》等篇词既纯粹，音复和平，谓为文王时诗，可也。然圣人德盛化深，没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礼》称黄帝语），况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风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绝响哉！至《汉广》、《行露》以降，则显然不类盛世之事者甚多。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泽，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德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与凡文王同时之人未尝一见；所见者独《甘棠》之召伯，《何彼且印分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大抵开国之初，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轶者亦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故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者亦少。此乃时势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独周为然也。乃後之说者，於此二篇必委曲迁就，矫揉经文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齐》、《鲁》、《韩诗》说《关雎》者皆谓在康王之世。《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况鲁者，孔子所居，其所传为近正；而《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必非无据而云然者。惟谓为“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当是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关雎》苟在康王之世，则《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馀各见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旧说“文王徙都於丰，分岐故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郑》、《孔》、《朱传》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诗，被之管弦（《郑笺》以为武正世，《朱传》以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诗》、《书》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於文王时初未尝有所表见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当更少於周公。当文王时，懿亲则有虢仲、虢叔，异姓大臣则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虽太公之耆德元勋，且不列於五人之数，必无独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今按：江汉、汝坟皆非周地，何以独为王者之风？《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且印酚健巴跫е车”，明明周人所作，不应反目为诸侯之风也。郑氏盖已觉其不合，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