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息者也！
△《毛诗》易创新说
一，《齐诗》、《鲁诗》皆自汉初即著於世。鲁固孔子所居，齐亦鲁之昆邻，盖皆传自七十子者。书出既早，则人见之者多，而傅会较难。且当汉初，朝廷尚未敦崇经术，则其说本於师传者为多。其後经学益重，诸家林立，务期相胜，传其学者亦不能无傅会以逢时者；然大要为近古。《韩诗》後起，已非齐、鲁之此。《毛诗》之显，又在其後。书出既晚，则师弟子私相授受，虽多增其旧说，传以己意？世亦无从辨之。况婴，燕人，苌，赵人，亦不能逮齐、鲁间闻见之真也。
△《毛诗》不及《三家》
一，《三家》之《诗》虽不传，然见於汉人所引者尚多。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班氏以南仲为宣王时人，马氏以《出车》为宣王时事，玩其词意，考其时势，皆得之。则知齐、鲁之诗决有所传，非凭空妄撰者。即《宾之初筵》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韩诗》云：“《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亦未见其不如刺幽王之说也《毛诗序》云：“《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毛诗》之初亦必有所传，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诗人之旨。但以其书晚出，其徒之附会者过多，虽无所传者亦必揣度而为之说，或强取传记以实之，而有所传者亦必增饰其说，别出新意，以蕲胜於《三家》，是以其说乖谬特甚。不知汉、晋诸儒何以尽弃《三家》而独取《毛诗》也？）
△强不知以为知
一，《诗序》好强不知以为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阙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後，岂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是当楚、汉之际，居於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然其失经意在此，其能使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为教无传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历历者必其无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聪颖而无学术。一日，有乡人来，以古事相质问，不知也，遂妄言之。乡人既去，乃谓余曰：“与乡中愚人语，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则彼将轻我。虽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见我言之凿凿，惟有心悦诚服耳。”嗟夫，申公诗不传疑而先亡於西晋，《毛诗》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议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见良是，无怪乎元、明诸儒之多以朱子《诗序辨说》为非也！
△刺诗之锻链
一，《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其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於所刺者。夫诗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後更无一人可免於者矣！况《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锻链也！尤无理者，郑昭公忽虽非英主，亦无失道，而连篇累牍皆指以为刺忽之诗，其所关於名教者岂浅哉！至宋朱子，始驳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说者犹多曲为《序》解以议朱子之非，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附会《左传》
一，《诗序》好取《左传》之事附会之。盖《三家》之《诗》其出也早，《左传》尚未甚行，但本其师所传为说。《毛诗》之出也晚，《左传》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牵合之。然考《传》所记及《诗》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郑之役，五日而还，而强属之“居、处、丧马”之章。宋襄之立，卫在楚邱，而犹欲以“刀苇杭河”而渡。言“仲”则必为“祭仲”；言“叔”则必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实周行”为“官人”，断章取义也，而误以为“闵使臣之劳”。以《硕人篇》证庄姜，证其“美”也，而误以为“闵无子”之意。盖缘汉时风气最好附会，重黎也而以为羲和，太┮捕以为包羲，炎帝也而以为神农，以彼为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是《齐》、《韩》诸家已采《左传》之事以附会之。况於《毛诗》晚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其取《传》事以附会之更不待言。汉末魏、晋诸儒不加细核，辄以为其说有据，遂笃信而不疑。是《诗序》之失在附会，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会也。
△毛公时《左传》已出
一，郑氏樵云：“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汉时但未立学官耳，张苍、贾谊皆传《左氏春秋》，不得谓之未出。况毛公之诗传之贯长卿，长卿又从父贯公受《左氏春秋》，长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见毛公遂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