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颍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伦帽诵辛剩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伦谩酚搿毒戆》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此何以言“贪人败类”也？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备，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则断不可用。何者？人一动於贪心，则不复顾名义，论是非，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会计仓库，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纳其子，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贪之所致，虽父子亦不顾，复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贪人主选举，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不至者即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贪人主讼狱，则关说至者讼即胜，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万事，莫不皆然。由是，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以求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趋於贪；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咸趋於贪。故曰“贪人败类”，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人心一动於贪，则法语不改，巽言亦不复绎，故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人心一动於贪。则贤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敌讨贼，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厥亟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是也。何者？人惟不贪，贪即无所不至也。故唐刘晏理财，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贪也；宋太祖立法尚宽，垂训不得杀士大夫，而犯赃者法无少贷，深知贪之为患大也。历观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贪吏偾事者。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按《国语》称“荣公专利”，而此诗言“贪人败类”，故朱子《诗传》疑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