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弥埽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弥埽患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弥芤辔纯啥āＲ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仂断骞，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叵骞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仂断骞”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闷耄欢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闷耄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若孔子果为家臣以通乎时君，则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贡之言一何谬与！且此篇前云“景公舆晏婴来寐常问孔子（云云），景公说。”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谬也如此。此必无之事，故今不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
△“语乐”，“闻《韶》”非一事
《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盖因《论语》“子语鲁太师乐”之文而误。不可从。
△闻《韶》不必在初至齐之日
《说苑》云：“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余按：乐之感人诚有如《说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齐数年矣，何时不可闻《韶》，不必初来之日没帷渡亍防种作而後得闻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庙朝，则在於乐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国之日，亦无由即入其庙朝官府而观其乐之理，而何趣驱之之有哉！此特想像臆度之词，虽无害於理，实未必然。故不录。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
△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云：“周庙焚，齐景公问孔子曰：‘何庙也？’孔子对曰：‘必鹜酰ā蹲蟠》作僖王；僖，古迩作穑┟硪病｝鹜醣湮耐踔制，舆马奢侈，故天殃其庙。’左右入报曰：‘是鹜踔庙也。’景公惊曰：‘圣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书并无鹜趺碓种文，《左传》所记鹜跻辔薇浞ㄉ莩拗事，盖即《左传》哀公三年料鲁桓、僖庙灾一事而传之者误耳。《家语》以为两事而兼载之，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