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桌镏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裾撸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桌铮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桌铮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