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葜链又２，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後文云，“葜寥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荼乜硕穆”，然则是葜烈孕戮当楚右军，而後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汜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鄢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後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於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其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