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复严重其事，士之被荐诣阙下者，吏部试以策论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谓策论者何等也。故其愿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愿仕者亦不至，彼岂真不愿仕哉？知荐举之重不及科举故尔。而荐人者则仍取诸有声场屋而不第，与其平日所亲幸之人，荐墨未干，而责任已塞矣。夫荐至而不知其称否，姑试之而姑爵之，而荐人者又不尸其罚，则又安能拒不肖之幸滥，而致奇伟非常之人哉！且不几以汉世贤良方正之名而居魏晋九品中正之实哉！
今如吾说，不过两言而已，曰：其求直言也必重，其罚不称也必严。此所谓明荐举之法者也。按国初岁贡之科，在荐辟之下、科举之上，儒生之居学校者，先德行而后文艺，岁课月考，其法甚严。成材者循序而进之于国学，与察举之贤并擢为给事中、参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与郡国之学校表里称盛。今自岁贡之科轻，而士之廪于学而历年多者，无贤不肖，皆得贡。既贡，则使之为学官。历一二迁至县令，或郡佐，辄注下考罢去之。故士之为岁贡者，齿暮气衰，荣路有限，其自待甚轻，在学校则坏学校，在州郡则坏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复姑宽之，曰：是龊龊者，为可矜怜而已。夫举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龊龊可怜之人以塞其无聊，岂理也哉！
窃以为学校所急，在选学官。学官得人，则士子之贤不肖可辨，而岁贡之旧可复。然所谓学官者，不复可求之于今日之贡举也。或取诸荐辟之中，或择诸甲科之内，务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职，以行先之，以学课之。其廪于学者，不可专取文词。苟孝友忠信发闻于乡者，学官言于督学，核实而廪之，然后教以文学。而择其士之尤异者，不待年而贡之阙下，而天子即用荐辟之法亲试之。试可，则不待选举，即为录用。其次则俟其材成，循次贡之国学，以待甄叙，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无行者勿贡，误贡有罚。此所谓重岁贡之科者也。
荐举之法明，岁贡之科重，则士之实胜者出此两科，文胜者出于科举，不出于此，必出于彼矣。
科举论下
呜呼！人才之生于今，其能自立也难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尝有法，而所以坏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见大比之岁，礼臣申明学制，非严限字数，即禁用子书，以为文体士习盖在是矣。而弊有积之甚久而其实不可以一日安者，则概未之及，然则人材何由而成耶？盖今有汉唐宋以来所无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数十年以来名为革弊而其弊弥甚者，此皆积于学校而病于科举。吾故尽言之。
今夫太学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礼义之宗也。虞周宏远，吾不暇论，论后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鸿都学生入太学，士类耻之。夫鸿都者，天子之私学，其人本以经术相招，后为尺牍及玉书鸟篆，其在今日，则亦材艺过人之士也。太学之士以其微蔑小道，为天子私人，则耻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吕东莱皆非之。夫三舍之法，考较艺文，参以行实，而降升其间，其在今日，则亦奖诱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试之以浮靡之文，诱之以利禄之途，则非之矣。然则太学之重可知也。太学之人才，宜有以长养成就之，可知也。非国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宜入太学，可知也。今自援纳例行，百余年来，遂为功令。士以廪、增、附之额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余则学校之废弃者入焉，纨绔之不学者入焉，商贾之多金者入焉。此何为乎？入粟之后，挂名其间，有终身未尝q胄监之席者。问其人，则国子生也。此何为乎？然而士之贡于学、举于乡者，犹施施然与之并列，则使东汉之士复兴，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叹息又当何如也！此吾所谓唐宋以来所无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
古者较士，有中年、比年之法，盖掌教之官视有司不同。吕氏谓《周礼》六官，惟学校之官不在官联官属，其意所当深思者是也。今者师儒之说既为具文，而督学使者之官，其体尊严，与生徒相去辽绝，其所掌有岁试，有科试。其稽考行义也，不过俯听于学官，而其殿最文义也，虽试有前后，而一人之目，无大相远。今使督学官于三年之中，科、岁各一试，士方试归，席未及暖，而继试者又至矣。是一岁之中常得一再试也。然科试则郡县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后进于督学，是受试无已时也。以不甚相异之殿最与不甚稽考之行义，而受试无已时，乃欲望其敬业乐群、知类通达，则亦难矣。此吾所谓数十年来名为革弊而其弊弥甚者也。
吾以为，援纳之例必当禁绝，而一以勋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贡于学、举于乡者实之，妙简儒臣，以为祭酒、司业。其立教，则当以胡瑗之教湖学及朱子分年立课之法为准。督学则简其考较，即以科试为岁试，合格者使之试于乡，否则黜之，而不必又为岁试。使士子得休其力，以从事于学。此二说行，然后荐举岁贡之法可渐施也。
抑吾又得一说焉。可暂罢而徐议之者，骑射是也。夫射者，学宫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尝用之以试士矣。然前此不习既久，一旦举而责之缀文之士，则不便者十九。夫将复古制，固不论其便否也。然吾以为可暂罢者，以其本之未立，则不可齐其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