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论 明 黄淳耀
科举论序
三代以后，设科取士之法，莫善于汉之贤良方正，莫不善于唐之诗赋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变法，始专用经义，而诗赋之科，终宋世数起数废。要其所谓经义者，特安石之新说而已。虽绍兴以后王学稍衰，而河南、荆舒对立为两，则学者犹多驳也。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经术，宗濂洛之义理，存先汉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据依，于是释老庄列影响依附之言廓然尽矣。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士子之应科目者，无上书觅举之弊，无群聚京师之扰，无请谒举主之隙，规制之善，汉唐宋皆不及也。自宪皇帝以后，所谓三途者遂废其二，而科举始独重矣。近则三场之所重者，止于七义。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而科举之法弊矣。或者议欲废之，或又以为国家三百年来，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当遵行无变。余窃以为，二者之论皆非也。废科举者，其意一出于荐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于科举也。
然科举之法则诚弊矣。《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今诚少变科举之法，参用辟举、岁贡之法，何为不可？夫天之有象纬一定者也，然治历者非随时修改，则数十年而一差。况人才气运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极乎？使吾变之而畔违乎祖制，无变可也。其大者适与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质之立法之意而无谬，何为不可？愚不自揆，作为《科举论》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科举论上
国家之以经义取士也，将以明经乎？抑以晦经乎？其出于明经也必矣。然吾观今之经义，则其弊适足以晦经。夫晦经非设科意也，盖宋人之有帖书墨义也，离其前后之文，以验其记诵，其事至陋，才士耻为之。至一变而为经义，则剖析义理，不徒记诵矣，故当时名之曰大义。而我国朝因之，盖其着为功令者，不过以观士之能通经术与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于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间经义读之，言约理明，浑厚朴直，亦何尝剽剥割裂而为无根之辞乎？起昔人于今日，而为其剽剥割裂者，将或有所不能。进今人于洪、永，而为其浑厚朴直者，岁月之间可至矣。惟昔之为经义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于一，故士子气完力余，得以究心于天下之实学。惟今之为经义也难，故士子劳精神、穷日夜以求工于无益之空言，而不可施于用。且为之者益多，则其趋益乱。趋益乱，则上之人无所据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趋乱而途惑，则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无暇于实学。实学荒，则其不遇者文质无所底，而其遇者以贪冒为得计，以廉耻为迂疏，且尽举其所以徼幸于科名者而推之于政事之间，而科举之法遂大敝。夫科举之法敝，则郡县无循吏，疆场无能臣，欲寇盗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
然而科举之敝所以至此者，无他，上之人不知驱士子以出于实学，而听其所趋，反相率而从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犹以科举之设为明经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吾故以为，将驱天下之士而使之出于实学，则必宜复祖制五篇之法，于七义中减其二道，而阅卷必三场通较，不以一场为去取。经义取辨析义理而已，浮华者务在必黜，则士子亦安肯故为其难，以出于必不利之途哉？论则求其驰骋经史，表则求其骈丽四六，判则求其明习法令，策则求其晓畅治道。此虽与经义等为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经义，尚为宏词科，以收词赋之士，以继古者之制科。今独不可推其意于二三场哉？
昔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鉴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数十人取一人，又程之于数日之中，日力无余，故所弃之卷，有不及阅二三场者，有不及阅经义者，有并不及阅书义者。所弃如此，则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为，当宽其较阅之期，使得研核再四，以定其去取。至于士子平日所习之书，若经若史，一以颁诸学宫者课之，而尽焚其私刻，使耳目不淆。此数者行，则天下之实学可以渐而复矣。
科举论中
驱天下之士而出于实学，则制科之弊可革。虽然，所谓实学者，亦止于言词之间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即用其言词也。夫宋世伟人如富弼，而犹以科举文字为难。如司马光，而犹不长于四六。近世如陈真晟、胡居仁之流，则又不屑为科举之文矣。使吾无以收之，则天下笃实之士皆格于科举而不进，而吾之法又敝。将救其敝，非严荐举之法、重岁贡之科不可。
夫荐举近固行之矣，然而未睹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汉世之举贤良方正也，天子临轩亲策，至于再，至于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贵戚大臣，下及宦竖，皆直言极论，无所忌讳。不称者罪坐举主，有保任之罚。夫人情畏罚，则不敢妄举，而知上之重己也，则不惮于直言，故两汉得才为多。然犹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帝行荐辟法，亲自较阅，不称职者辄坐举主，往往至于谪戍。故当时文武忠孝之士，布满在位，内自卿宰，外至藩臬，皆是也。今则不然，名为保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