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传》语，谓涪翁之称，古有之矣，不始於鲁直也。”《芥隐笔记》引援亦同。余记《唐书 陆龟蒙传》：“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汉上者。”独不用前二书为证，当别有考也。
陈福公在相位，欲营居第，视其图以为高，悉裁损之，制度甚庳，董后者云：“宰相门不高大，无以容车马。”公曰：“吾今日有阍者，一两世后，吾门扉要使小姨辈可开阖尔。”当与李文靖厅事仅容旋马，俱为美谈，乃所以遗子孙也。水心集《刘建翁墓志铭》云：“居室尤陋，不改，予间过之，及门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在，而四方之过莆者，无不造於庭，盖今之轿大於旧矣，乃世变也。’予亦笑曰：‘轿虽大，不数寸，公门扉无乃太狭乎？而不知变也。’”福公与刘皆莆人，土风殆近古，二父者，宾之夙、复之朔，建翁名起晦，复之子，潜夫尚书诸祖父。叶公之对，虽似谑，实贤其不变於俗也。或曰：乾淳诸老，典型自别，不独莆土风近古也，况福公贤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又言：“昨蒙圣论，欲升光、轼配享於堂，辄疑陈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迁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按《道命录》、杂记等书：赵侍郎粹中乞去王一，择本朝名儒列於从祀，上论以范、司马二文正、欧、苏二文忠、李公以为可，赵卫公主之，且谓范公自以功业名，欧公当时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马、苏而升於堂上，龚、李二参皆不以为可。盖跻祀堂上，附舒王，近此固无怪，本以矫学术之弊，此扬彼抑，不拟承其太过者。尊尚之至，则可见矣。读《巽岩集》中疏，虽或推扬上意，其秉礼守正，善於立论也，时则周、程未暇议。端平间，李公之子季允枢密在从班奏：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者十人：胡翼之、孙明复与邵、周、张、二程氏，而司马、欧、苏预焉，请下经筵秘书省国子监议，未详覆孰可否。迨淳□，而周、张、程从祀，又咸淳，而司马、邵氏始亦从祀。若范、欧、苏文章、名节、世论、道德、性命，欲引而合之，无由也。即李公所称，已於范、欧、苏有所区别矣，亦各从其实欤。
谢上蔡之孙曰偕，其子无衣食，替人承符引养老母。黄子耕守天台，修郡志，访求故家，得之，请见，抗宾主祀，给冠带田宅。杨龟山之家既卖其宅，四世孙子复病之，事诉纷然，余景瞻守南剑，曰：“有司用交易法尔，安能空手以得？”自至郡，例卷百馀万，谢不取，因赎以归之，修补其漏阙，又职子复于学，以廪之，见叶正则所为祠记。吴明辅用此二事《跋楼大防参政遗族孙帖》：“故宗遗胄，忽焉沦坠，或不俟年数之远。”陆务观顾以宋广平、沈义伦之后为卒、为僧，不胜慨然，异时贤士大夫每於此尽情，而录后恤孤，具有故事。茂陵诏求伊川程氏后，池州申、直下两房子孙曰观之、曰源，於是观之补不理、选限登仕郎，充池州州学学宾，月廪给以奉祭祀；源赴吏部铨量、补迪功郎，渐迁二令监丞。时又命陆文安九渊之子特之、沈端宪焕之子省曾俱读书秘省，宾嘉定十六七年间。叶氏《闻见录》云：“源，鬻米都门外，有教以干当路者，著《道学正统图》，以考亭之后，嗳氲甭沸彰，遂授初品。”而吴大礼绍定《封事》有云：“如程源、如沈省会，不识一丁字，未三五年与之贰郡。乃布衣韦带之士，勤苦灯窗，驰驱仕路，有二三十年不可得者。”张端义《封事》亦云：“秘书省读书，朝廷异礼待天下遗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后，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学者饮耻而没。”或谓指省曾辈也。表贤者后，盛时美意，犹不免於异论，事何者无弊？使世家果有如程氏子拔之寒微，正未可议，抑处置在适中尔。”
前辈有两黄裳，皆为端明殿学士。其一字冕仲，延平人，元丰进士第一，崇宁礼部尚书；其一字文叔，蜀人，事茂陵潜邸，为翊善。刘潜夫作衢州开化《芹涧桥记》云：“端明演山黄公裳少过之，有‘更高千万丈，还我上头行’之句。”遂为诗谶。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见而屈膝，不专以科目重也。按文公《年谱》：乾道三年如长沙，访张宣公，道昭武谒黄端明，先之以书云：“将顿首再拜于堂下，伏惟坐而受之，使得自进於门下弟子之列。”此正黄通老尚书冕仲，亦绍兴五年进士第一，以有官降居次，官亦端明殿学士，如谓演山，则冕仲是也。《系年录》书建炎四年卒，文公似不及见，或刘别有考？盖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