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最重要之一门，所关于人类颇巨，言治者略之疏矣。此由雅里氏所分三门，无所可属之故。统观前说，诸公将晓然国家分类于政治学，乃是紧要问题，又是繁难问题。而雅里氏所旧立之门，即今欲取而用之，必不足以包涵一切。然则吾辈欲讲此学，自不得不开襟独行，另立分类之法。古人之说，不足用也。
第三会
祗缘吾党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此亦犹讲动物天演，不得独取有脊之类，虽蚓虾蟹，乃至最初之珊虫海绵，皆难不录。然而文明与否，自是社会甚大区别。但既言文明，须考吾国所转译文明之字，西文系为何字，并当详其本义所从，始知西国所谓文明，究是何等境界。今问在坐诸公，有知文明在西文为何字者乎？文明者，西人谓之Civilization。更问有知其字之原者乎？案其字乃与City 市府或城邑之字，同原于辣丁之Civitas，所谓一邑之众是已。可知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然则初级社会，固不可略，亦不便与文明社会，制成法立者，等量齐观。然文明非文明，二者之别，尚不止此。
夫初级浅演社会，与日后文明社会，其殊异固不一端。然所可通为经例者，则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取今世之英、法，与当日希腊、罗马极盛时代，虽种界犹存于人心，而谓其国制度，犹有家族余意者，固无有也。《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亦其证也。惟家族余意，绝不可见，故十七世纪欧洲言治之家，有绝不知国家之由宗法演进者。至于近世，乃能明之。如郝伯思谓国家未立之初，只是强欺弱世界，必自拥戴一人为君，情愿将己身所享自由呈缴国家，易为循令守法，而后有相安之一日云云。果如此言，是未立国家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而其对于外物，全视本人力量如何，强则食人，弱则人食。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然持此说者，不止西儒为然，即中国先儒，亦复如此。故柳子厚《封建论》，有“争而不已，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等语。此与郝伯思、洛克所主，真无二致之谈，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此《通诠》中所言之最详者。当是时，即有孤弱，全为宗法保护，言其实际，殆较近世国家所以保其人民者，尤可为恃。然则未有君上之先，并非散沙，亦非无所统摄境界，实则秩序井然，家自为政。特其群日大，非用宗法所可弥纶。至今事异情迁，始则相忘其为种族，继后竟弃种族之思，如《拿破仑法典》所言是已。
顾五大洲所有国家，固不必尽由于宗法，而由于宗法者为最多。如罗马，如希腊，如英、法等，莫不皆然。洎形式渐变，乃忘其本来面目。即如罗马，当西塞禄Cicero时代，即是中国西汉末年，其去宗法日久，已与今日西国相若。故西<氏>自述罗马开基，乃由罗沐禄Romulus容纳无数逋亡盗贼，后乃劫夺妇女，各以为妻，因而生聚成国云云。此其所言，与儿童之见何异，后人乃传为确说。虽当时宗法遗迹斑斑可考，而今人能知之，当时人不知之也。罗马人名，例皆三字，其第二字常以ius 煞尾者，即以著其氏族。可知当日人民，分族而居，后乃汇合为一。罗马如此，雅典亦然。试取其历史观之，由流溯源，无一不入于宗法。且五洲之中，浅演社会，至今犹有存者。即我中国，当三代以前；又如本朝，当未入关之日，是否宗法用事，诸君能自见之，无待鄙人深论者矣。
总观前说，吾人因之而得社会天演深浅之粗分。浅者不离宗法，深者已离宗法。此历史之一公例也。
宗法之关系国家程度如此。宗法而外，其关系国家程度者，莫如宗教。大抵初级国家，其中宗教神权皆极有力。国家程度愈进，宗教之力虽不必衰，然教会、国家，神权、政权常离为二。且治制改良之秋，宗教之说亦往往屡变。即如英国，考其旧史，后安QueenAnne 以上，国家、教会二者，几于不可区分。他若法国、日耳曼诸邦，所立皇帝，亦是教会神权之事。此直至拿破仑破坏旧制，始成今局。总之，欧洲中叶国家，为基督、为穆护，实无一不仗宗教而后结立。至于累世之后，文明渐启，教门之力降衰，而国家亦能自立。故后世论政之家，往往忘其如此，与前忘其宗法相同。如雅里斯多德政论，已不及宗教之变，可以知已。于此等处，我辈必不能附和先贤者，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直至后来，转以前此体合过深，反为演进变化极大之阻力。然则征诸历史，吾人又得一紧要公例，曰：初级国家，其中神权必大，常与治权混不可分；至于深演，宗教、国家，乃相离立。
此于历史，最可见者，莫如回部。当中国梁、陈之世，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