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今两国之人，常以种异，辄生。而英、美交情，终较他族为笃。当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条约》更定欧洲各国土地之日，日耳曼让波兰与俄，而取沙逊尼及来因诸小部以开霸基。奥国弃其北部，而取偿于意大利，终以失策。何以故？德之种纯，奥之种杂也。凡此见种族之异，深入人心，虽有大同之世，殆未易泯。又虽天事至多之日，如古之行国，蒙古、金、辽，徒用宗法，亦不逮事，必有人焉，为法典辅之，而后有立，足以争存于物竞之后。合二者言之，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君臣者，一群之中，有治人，治于人者也。而出治机关，是谓政府。有群斯有君臣矣，而所谓君者不一体；有君臣，斯有政府矣，而所谓政府者不一形。此五洲治制所由樊然异也。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①］，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然须知只此二字之中，一方出令，一方听令，志气之行，往往起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千百万亿兆之举动行止视之。凡历史中一切重大之事，凡人道所以为苦乐者，悉由于此。故政治学者，生人至大之学。而政治学所治无他，亦惟此政府之千变万化而已。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东西先儒，言政治者，颇不尽由此术。彼之问题，与吾辈不同，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前人以此事为文明之所独有，故其视政法本于人为，犹之六书、文字；吾人视之，则犹语言，非人之能为言也，乃人之不能无言也。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
试举论之，则或曰国家所以抑强扶弱，杜奸欺，锄顽梗者也。或曰所以持人与人相将之公道，而平其不平者也。或曰所以御外侮而以存其群者也。或曰所以达一切众祈之目的者也。或曰所以扶植民德期于刑措郅治者也。或曰为最多数之人，求最大幸福者也。而最后一家，知种种目的，往往徒存虚愿，则科浯窃唬何国家者，但能永其秩序治安，而真能为民保性命财产足矣。至于扶植民德，演进文明，此等事任民自为可也，不必为大匠斫也。其为殊异如此。
彼盖不知有二问题之异。一曰既立国家，宜以何者为目的也。一曰历史所前有之国家，尝以何者为目的也。夫讲政治，而问国家宜以何为目的，谁曰不宜，谁不知其所关之重要。但当知此第一问题与第二问题，绝然殊异。且自吾党言之，其第一问题竟是无从作答。盖国家即有目的，亦是随时不同。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假有以宋、明政策，施之汉、唐，或教英、法，为当年之希腊，罗马者，此其为谬，不问可知。故吾尝谓中国学者，不必远求哲学于西人，但求《齐物》、《养生》诸论，熟读深思，其人已断无顽固之理，而于时措之宜，思过半矣。
吾党今日，姑勿问国家之目的为何，且与观察事实，而问所已见于历史者为何等。果使从吾此说，将数时之后，自不敢发此等空论。不见彼治生理动植诸学者乎，一人一兽一草一木之生，方其治之，未尝问此人此兽此草此木以何者为目的也。固知国家为物，在天事人功杂成之交，不得纯以人兽草木为拟，顾其中有纯出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故其存立，天运司之。天运之行，无目的也。故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惜非此时所能详述。诸公须知，欲社会进退，一切听命于人为，此境不知何时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会中文明人愈众，此等分数愈多。若我中国今日之众，其中识字之民，十不得一，则一切全在气运中流转，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
治他学易，治群学难。政治者，群学之一门也。何以难？以治者一己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故。心动，故见理难真。他学开手之事，皆以分类为先。如几何，则分点、线、面、体、平员、椭员。治天学，则分恒星、行星、从星、彗孛。政治学之于国家，何独不然，雅里斯多德之为分也，有独治、贤政、民主等名目。此法相沿綦久，然实不可用。分类在无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难。西国动植诸学，大半功夫存于别类。类别而公例自见，此治有机品诸学之秘诀也。由此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