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司空为司城之例例之，则阳字不生疑义。然晋时后讳甚严，陵阳既因讳而改，则是否改一字即为满足，须有待其他之证明。据《宋书》卅五《州郡志》：“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则后本讳陵，曰讳陵阳者，因涉所改县名，误衍一字，可因其犯讳而知也。
《北齐书神武纪》，高欢考名树。《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名树生。二史不同，何所适从？据《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若单名树，则弼言为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此可因犯讳而知其有脱文也。
第六十九因犯讳或避讳断为伪撰例
《容斋随笔》十四曰：“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野客丛书》五曰：“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 ”云。
《日知录》廿三以为：“李陵、枚乘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其为后人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
《避讳录》二采《日知录》说，而亦以茅君之以庙讳命名，为不可晓。不知道家最喜杜撰，《茅君碑》为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立，道士孙文韬书。其文云：“太元真人司命君，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以汉景帝中元五年太岁丙申诞生，茅氏之胤。年十八，弃家学道入恒山。”【《茅山志》廿。】汉文帝讳恒，此曰恒山，犹可曰从梁时称也。茅君居近西京，非边鄙可比，果名盈，则必非景帝时人；果为景帝时人，则必不名盈。道士不学，任意杜撰，其伪显然，不得以临文不讳之例例之。
隋末王通，谥文中子，著书名《元经》，名《中说》，自来考古书者皆以其书为伪。陈振孙《书录解题》四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而大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元经》，于隋讳坚广等字皆不避。而于唐讳渊虎等字，则大兴四年、永昌元年，均称戴渊为戴若思。太宁二年、咸和三年、八年、九年，均称石虎为石季龙。唯永兴元年、永嘉二年，刘渊不避，咸和九年十二月以后，石虎不避，则有后人回改，而又未尽者。为表如下：
晋永兴元年乐广刘渊永嘉二年刘渊
大兴四年戴若思永昌元年戴若思
太宁二年石季龙咸和二年广陵
咸和三年石季龙咸和八年石季龙
咸和九年四月石季龙十二月石虎
咸康元年赵虎咸康四年石虎
咸康五年广州石虎建元二年虎
永和五年石虎石虎升平元年苻坚
咸安二年苻坚宁康三年神兽门
太元九年苻坚太元十年苻坚
周大定元年杨坚
《四库提要》谓：“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显袭《晋书》，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如是。”
《元经》之伪，既以避讳与否断定，然《中说》之伪，则鲜有以避讳考之者。
隋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嫌名。故《隋书》谓《忠义传》为诚节；周帝禅位诏，改允执厥中为厥和；凡官名地名有中字者，多改为内。今文中子乃谥文中，著书名《中说》。《中说》中隋讳如忠，如中，如勇，如广，屡见不一见。而温大雅独称大雅，不称彦弘，其出自中唐以后人伪作无疑。今试考温大雅名称之由来：
温大雅本名彦弘。《容斋四笔》十一据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云：
“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执彦弘手而笑。”以为温兄弟名皆从彦，后避高宗太子追谥孝敬皇帝讳弘，始追称大雅。同时改弘农县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复旧。彦弘固生在孝敬之前，文中子何由称彦弘为大雅耶！
今《中说》二《天地篇》称诸弟子，有“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语。眨魏铡Ｖ畹茏咏猿泼，何彦弘独称字？且既称字矣，缘避孝敬讳，何以“深而弘”又犯孝敬讳？一句之中，讳否不一，可见称大雅者，循当时习惯，忘其为避讳也。曰“深而弘”者，开元以后，唐人已不讳弘也。即此一名，已足证明《中说》伪撰之时代，实在中唐以后。今将《中说》中隋讳列表如下：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