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解释，不一而足。若孔子一人自作《十翼》，何以《乾》、《坤》彖、象、文言重复别出，自相解释，毫无义例乎？人但据《系辞》“文王与纣之时”一语，遂误周文王；又因《三易》，《周易》、《左传》引其文在孔子先，遂酷信俗说：经出文、周，孔子但作传翼。故自古至今，迷而不悟也。[《经话乙篇》别有详说。]
先儒以《易经》为文、周作，皆误解《三易》之《周易》。考《左》、《国》言《周易》，皆一变五爻变。今以“周”为“周游六虚”之“周”，非代名，则文、周之说自溃败矣。再以十二证明之：(颐卦二五爻两言经字，六爻配六经，皆孔子作，有断然据。颐卦乃十朋，小过卦乃十翼，孔子作一翼，即小过，一也；下递改，至十三)作《易》之人，与文王、纣事相值，故词多忧患，非以为文王自作。今据《大传》不质言文王作，其证一也。《十翼》乃先师记录师说，引孔子语最多，与《公》、《Y》、《丧服传》同例，必非孔子自撰。先儒以经归之文、周，不得不以传归之孔子，二也。爻辞有姬文以后事，必不出于姬文，三也。《十翼》乃传体，注疏之先路，孔子作经，必不为姬文作注，四也。《郊特牲》(《礼运》)商得《坤乾》，此未修《易》之原名蓝本，孔子本之作《易》，亦如本鲁史修《春秋经》，并非文、周作，五也。汲冢本无《十翼》，司马谈称《系辞》为《大传》，与《尚书》、《丧服》同例，即不能谓经文必作于孔子，若《大传》则必不出孔子，六也。初以经属文王，东汉乃添入周公，朱子遂谓“四圣人之《易》各不相同”，后人因割裂四分，《提要》比之杀人行劫，一国不止三公，流弊无穷，七也。三易分三代，说不确，即使果分三代，孔子得之商人，本传以为殷末，亦必非周代之新本，八也。《序卦》、《说卦》，皆先师推演之言，诸家传本各不同。《系辞》体同外传，引孔子说而以《易》证之，必非孔子作，九也。六经皆孔子据旧文，亦作亦述，以《十翼》归之孔子，作传不述经，与五经不一例，十也。必信《左》、《国》，《文言》四德，早见穆姜，《十翼》亦多旧文，十一也。《易》与《诗》同为“大统”下俟百世之书，重规叠矩，互相起发，必出一手。《系辞》文辞杂沓，非一人所作，吴氏曾经审订，十二也。后师反因《系辞》而附会，以为文王作，盖误读《左》、《国》、《周礼》，三易文多出孔子以前，因而误为此说故也。
旧于《仪礼》经记分为“今”、“古”，非也。按周时礼仪，上下名分不严。[大约如今西人之制。]孔子作“礼”，明尊卑，别同异，以去祸乱之源。凡礼多出于孔子，传记以为从周者，托辞也。《仪礼》为孔子所出，孺悲传《士丧礼》可证。盖《仪礼》为《王制》司徒六礼之教，与《春秋》礼制全同。亦为经制，非果周之旧文。而《记》乃孔子弟子所记也。今将经记同为经制，为素王所订之“礼经三百”，先师所云“制礼正乐”者是也。
《论语谶》：子夏等六十四人，撰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今按：孔子作六艺，撰述微意，全在《论语》。《诗》为五经之凡例，《论语》者，又六艺之凡例也。其中多师弟传心精微隐秘之言，与夫商酌损益之说，故其言改制及六艺者百余章。欲知六艺根源，宜从《论语》始。惟汉以后，此义失传，旧解多误，不可复见本意耳。
《戴记》、《孟》、《荀》所记史事，全本六艺为说，此贤为圣译，缘饰经文，以圣为归者也。其中有时事一例，间与六艺相反。欲纪行事，不能全失其真，固秉笔一定之势。然缘饰例足以收合同之效，而时事例，更以见改制之功。使必全淹没实迹，反使人疑三代真是如此。圣人制作之功，必全淹没不可见。今人读《史记》，皆知记《春秋》以前事，全为经说，不可以史例之。乃欲以《国语》为史文，左氏为史官，无论其书非史，其人非史，万不能以史立说！若果存一当时真史，如《元朝秘史》与《纪年》之比，则诚如史公所言“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矣。六艺无传记，不能孤行；圣经非贤传，亦难于自立。孔子改旧文以为经，左、戴假六经以为传。经存经义，传存传说，故有素王、素臣之称。素王不传说《春秋》，素臣实亦不可独以《春秋》说之也。故读《左》、《国》当以经说读之，不可以为史文。若《左》、《国》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又为“大统”师说。盖史公尊信《尚书》以唐虞为断，又因《大戴・帝德、帝系姓》，乃作《五帝纪》。则又“大统”道德之说矣。
孔子雅推桓、文，孟子鄙薄五伯，此时势不同故。孟子专言王天下，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谓鄙薄不屑称法。或遂疑左氏为非弟子，故《公》、《Y》为《春秋》作传例。弟子问及事实，师亦间引答之，不问则不详，非不见事传也。荀子稍后于孟，纪《春秋》遗事甚详，亦《公》、《Y》学。史公学《公羊》，《世家》本《春秋》、谱牒为说；又云铎氏、韩非、吕氏，多本《春秋》。贾子用《左氏》尤多，此《左氏》通行之证也。董子云：“《春秋》重义不重事”，但谓不重，非全不学。《公》、《Y》师说不重事，谓义较事尤重，非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