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公旧例，多存史书原文，则十二公中至少亦经七八人之手。以为据周礼凡例而书，故人多而文不一律。又据外国而书，并不问其得失及本国义例。似此，则真为断烂朝报，无足轻重矣。圣人垂教之大经，至诋为缘口代笔之杂说，非圣无法，至此已极。而世乃不悟，悲夫！
55《春秋》为孔子继《诗》而作，于史文有笔有削，各有精意。若但据赴告之文，则与今广报、沪报相似，且广、沪报亦自有义例，岂能不论可否，据赴直书之理？即如以十九国为主，余者不记事，全从《王制》主义，与六艺皆通。若但据史文，则当时国多矣，何以只此十九国来赴卒、葬，而宿乃一赴卒乎？每经皆有师说、义例，在于语言文字之外。如笔削、褒贬、进退、隐见、二伯、方伯、卒正、连帅诸凡义例、礼制四五十类，此《春秋》精意，师说也。《左》例中皆已具之，与二传同，与《周礼》异，此《左传》不可以为古学之实也。
56传若为国史原文，则一经应有一传，前后一律，乃为旧文。今传襄公卅年与僖前百年多少相等，且庄公至七年不发一传，此成何史体？又传多不应经，且有无经而传，所以不书之故，则又非史官所得言。故杜氏不敢以传为专据史文，尚属留心，不似后人鲁莽也。[国史之说，出于古文家，隐驳孔子作六经之意。一言史，则其弊不可胜言。]
57《谱牒》为《春秋》事传，所谓“其义则丘窃取者也”。各详一门，互相启应。今《公》《Y》每因弟子问录事迹，则《公》《Y》非不言事也。《春秋大传》今《曲礼》《繁露》中有其文，与事传初并不与经相连。依经附传，此为后出答问之书，故与今相比，《国语》者，弟子为六艺作，本为今学书，与伪《周礼》专条无一同者。古文家因传歆手，牵为古文，非是。刘歆羼《周礼》而不羼《左传》，以《左传》在前，迎合莽意后乃成，且心慕其书，不忍窜乱之也。
58《公羊》《Y梁》本一家也，由齐鲁而分。刘歆更造伪邹、夹之名，则《春秋》有四家矣。今会通齐鲁，合为一家，并收《国语》以补事实，则三传精华会萃一书，即邹夹二家之伪说，亦不能自立矣。
59周宇仁据《大传》文，主博士二十八篇为备之说，予初不以为然，以《古书》引用者甚多，不能以佚文为非《书》；致考《百篇书序》，然后悟周说为是。如《大传》言五诰，《孟子》引《汤诰》不在五诰中，盖孔子所笔削为经者实二十八篇，其余即孔所论之余，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是也。及读牟黔人《同文尚书・小传序》力主此说。以二十八篇为孔子删定本，余存尚多，即《艺文志》之《周书》七十一篇也。其《百篇序证案》，以百篇出于卫宏、贾逵。盖圣作之经，不应亡佚过半，且既经笔削，则圣经也。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以为原文则可，圣经则何以尚待孟子之甄别？当亦非所敢言。《书》分帝王、周公、四岳二十八篇，各有起文，互相照应，其文已足，不能多加一篇。以义理事证包括无遗，不能于外再有所补。经贵简要，传贵详明，人多以传为经。[孟子引“放勋曰”云云，或以为《尚书》佚文，顾氏以曰为日，如此之类甚多是也。]又《孟子》纪舜事，皆为《尚书》师说，故文体与《尚书》不同。其误源于《百篇序》，《百篇序》以在《史记》而人不敢驳，实则其说皆不通。古无《舜典》，卫、贾创为其名，以凑百篇之数，陈亦韩说，本无别出《舜典》，《大学》引《书》通谓《帝典》。《子华子》《孔丛子》亦称《帝典》。陈南浦误于序说，并回护伪古文，疑“月正元日”以下，实古之《舜典》。按《帝典》古称《虞书》，以虞包唐。故三统之说言有虞氏而不言唐尧，举虞以包唐，不必别有《舜典》。且尧、舜均称，二典当并重，西汉以前乃无人引其文，无人道其名，万不能轩轾若此，可悟古无《舜典》矣。旧本尧、舜并说，合为一篇，名曰《帝典》。《大学》《子华子》《孔丛子》所称《帝典》，其本名也。后师因其首言尧，称为《尧典》。诸书之称《尧典》者，非便文，则译改。《百篇序》本占文家仿张霸而作，羼入《史记》，以为征信。考张霸《百两篇》备录经文，其伪显著。刘歆欲攻博士经不全，故本其书作序。有序无经，不示人以瑕。序袭《百两》，非《百两》袭序。《毛序》出于谢，《书序》则刘歆所为。以百篇立名，愤博士二十八篇为备之说耳。伪古文之作，伪《书序》实为之俑。阎氏攻《伪孔》而不攻《书序》，未得罪魁矣。魏默深以《孟子》《史记・舜本纪》之文为《舜典》，据而补之；陈南浦强分“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皆误于伪序之故。伪古文之《五子之歌》《咸有一德》等篇，本非书名，杜、贾引以凑百篇之数，乃亦附会其名，而撰为一篇，则不惟其文伪，并其篇名皆伪也。[牟黔人分二十八篇为三十一篇呵也，以《史记》所引序为真书则非。据云：《书序》不见《史记》者三十七，恐不如此之多，试再考之。]
60初以《毛诗》为西京以前古书。征之《史》《汉》，积久乃知其不然。使《毛传》果为古书，《移书》何不引以为证？《周礼》出于歆手，今《毛传序》全本之为说，刘歆以前何从得此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