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问所论大概如何？则以所见稿草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尝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稿草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阍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复入，迨夜竟不复出。
范忠宣谪居永州，客至必见之，对设两榻，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径就枕，亦授客一枕，使与己对卧。数语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觉，有至终日迄不得交一谈者。
先公守南都时，有直秘阁张山者，开封人，判留司御史台事，年八十余矣。视听、步履、饮食悉如少壮，或问何术至此？曰：“吾无他术，但顷尝遇异人授一药服之，数十年未尝一日辍耳。其法用香附子、姜黄、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汤点，辰起空心服三四钱，名‘降气汤’。以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气不降，故下虚而上实，此药能导之使归下尔。乡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虚弱，盖香附子、姜黄泻气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意其别有他术，特托此药以罔人。及渡江，见一武官王升者，亦七十余矣，康强无疾。问何所服食，则与山正同，而后知人之于药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唐史》载姚崇为相与张说不协，他日朝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因得留语。又蒋伸为翰林学士，宣宗雅爱伸，一日因语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喻，未几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则唐宰相不得独对矣。本朝宰执曰“同进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阁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此与唐制颇异。
赵康靖公概既休致，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又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复投矣。”
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号起于唐德宗时，朱Г之乱既平，凡从行者悉赐号“奉天元从定难功臣”，其后凡有功者咸被赐，浸相踵为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枢密使初拜，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初除或未赐，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阶勋，勋高者亦或赐。中书、枢密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余官则“推诚保德奉义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每以二字协意，或造或因，取为美称。宰臣初加即六字，余并四字，其进加则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余字，又有“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之号，文武迭用焉。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亦有不改者。其诸班直、禁军将校赐“拱卫供奉”之号，遇加恩但改其名，不过两字。元丰中，神宗既累却群臣尊号之请，大臣将顺因请并罢功臣之名，诏从之。近岁始复以赐大将，皆创为之名，非复旧制矣。
元丰官制既罢馆职，独置秘书监少监，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谓之“秘书省职事官”，然不兼领他局，专以校仇、著撰为职。元碳涓粗霉葜埃又诏辅臣悉举所知策试于学士院，已乃随官秩资序或授以秘阁集贤校理，或领内外职任，不必专在馆中。校书郎、正字凡试中者，满二年乃授校理。绍圣初，复罢之。建炎间，张参政守建请复召试馆职，然既试止除秘书省职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职迄不复置，盖考之不详也。
元讨凑大抵欲参用祖宗官制，既复馆职，又俾侍从官咸带职为之。任尚书二年乃除直学士，御史中丞至谏议大夫满一年除待制，而以职为行、守、试。时议者多以为无益事实而徒为紊乱。然余观元丰官制，既职事官各有杂压，则既上者不可以复下，故自六尚书、翰林学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给舍谏议，非不美而不免为左迁，若使带职而为之，则无此嫌矣。如苏黄门自翰苑除中丞带龙图阁学士，郑闳中穆尝为给事中，后复以宝文阁待制为国子祭酒，及前执政入为尚书，皆带殿学士之类。既近于为官择人之义，且于人品秩无伤，此则带职为便，其余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务各随其类有所隶，给事中本通进银台司之任，则进奏院隶焉。谏官以言为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则登闻鼓院检院隶焉。秘书省著作局掌书日历，则太史局隶焉。太常礼乐之司，则教坊隶焉。
包孝肃公之尹京也，初视事，吏抱文书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阖府门，令吏列坐阶下，枚数之，以次进。取所持案牍遍阅之，既阅，即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