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亦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初着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内招致篇有目无篇。）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称三十，或者后人求合整数之故，多分一卷，非必伪为一卷以求增益的。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为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是后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为伪篇，则乱龙前明雩、顺鼓两篇，后半亦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的，两篇的后半篇便为后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及土龙求雨的事颇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于类感类应的想象，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兹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后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一）乱龙所用辨证法纯为王充的辨证法，和全书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对于「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好处。又以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不能没有毛病的。这是乱龙篇所谓「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以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这些话以下，他列举十五效验及四义，又即说道：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
这样的详细举十五效验及四义，的确是王充的辩证的方法。
（二）论衡中说土龙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举出当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说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的。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伪则全伪，真则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相连属的关系，姑且不引为证。此外尚有一些篇说及土龙致雨的。龙虚篇说道：
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雷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
又感类篇说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夏秋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
他反对雷为天怒，而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
他以为董仲舒的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请雨，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
又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
这可以见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土龙求雨是为忧念百姓，只要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的。乱龙篇所说「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的见解。乱龙篇的四义，说的如下：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二也。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