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先孙曰：「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其一也。晖按：「衍」当作「子」，是也。「三」疑当作「二」。汉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亦只言其以琴干威王耳。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并邹衍所说。又邹]子十二篇。史记孟荀传曰：「邹衍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别录曰：「邹]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御览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乙等篇。梁章曰：「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按此文，则以为管仲手着。史记管晏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矣。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是与王义同。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后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于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于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史记苏秦传曰：「苏秦详为得罪于燕，亡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后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新语，陆贾所造，注超奇篇。盖董仲舒相被服焉，余嘉锡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褥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