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苍南北郊服议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天王冕十有二旒，以明天数，旗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续汉舆服志注引东观书。）是古说以日月为旗章也。大传亦不言五服画日月星辰，充说误也。」晖按：夏本纪云：「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史公云「作文绣服色」，即释经文「山龙、华虫」至「作服」也，而「日月星辰」别出于上者，即史公不以「日月星辰」在文绣服色之中，其义与伏生大传同。此文谓：「服五采，画日月星辰。」景知篇：「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犹丝帛有五色之巧也。」以「日月」与山龙、华虫并言，则其义亦谓服色有「日月」也。后汉书舆服志曰：「显宗遂就大业，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又云：「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皮锡瑞曰：「据此，则是欧阳说冕服章数以十二、九、七为节，大、小夏侯说冕服章数天子至公侯以九为节，卿以下以七为节，皆与大传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师说者。当时三家博士，变今文尚书之师说，以傅会周官，不知周礼非可以解虞书。经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十二章、九章、七章之制。郑玄据周礼以推虞制，其义正本于欧阳、夏侯。仲任云服日月星辰，盖沿欧阳之误说，以为天子服有日月星辰也。」茅茨、采椽，非其实也。旧本段。
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史记儒林传：「秦焚诗书，坑术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盼遂案：吴承仕曰：「汉人多言五经，遂以说旧事，不知汉前实言六经。艺文志『三十而五经立』，其误亦同。」「皆」当是「尽」之误字。「尽挟经传文书之人」者，将挟经传文书之人一网而打尽之也。此处「尽」为动词，践人不了，以「皆」与「尽」同，意改之，而不悟不与下文「尽坑之」一语相照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
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台，正说篇作「宫」。史记始皇纪、李斯传同。儒士七十人前为寿。正说篇作「博士」，与始皇纪合。李斯传：「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疑此文当作「博士」，指周青臣辈也。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之德。齐淳于越进谏始皇不封子弟功臣正说篇句首有「以为」二字。自为狭（枝）辅，「狭」当作「枝」。史记始皇纪作「枝」，李斯传作「支」，可证。宋、程本作「挟」，王本、崇文本作「夹」，并「枝」字形讹。周青臣以为面谀。「」，「刺」之隶变。毛诗：「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鲁诗、石经「刺」作「」。颜氏家训书证篇曰：「『刺』应为『c』，今作『夹』也。」盼遂案：「」为「刺」之俗体。「刺周青臣」，不辞，疑本为「劾」。劾者，劾告罪人。后讹为「刺」耳。又案：「狭」，宋本作「挟」，是。说文：「挟，俾持也。」始皇下其议于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说文：「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刑〕；「诸书」二字，涉「诗书」伪衍。「刑」字当在「者」字下。始皇纪、李斯传未言刑书。正说篇作「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是其证。悉诣守尉集（杂）烧之；「集」当从始皇纪作「杂」。「杂」一作「」，故残为「集」。元本正作「」。朱校同。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书」下元本有「者」字。朱校同。始皇纪与今本合。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始皇纪有「者」字，此蒙上文省。与同罪。」始皇许之。
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始皇纪无「者」字。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始皇纪「七」作「余」。文选西征赋注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疑史文原不作「余」。唐李亢独异志云：「二百四十人。」未知何据。皆坑之。史记云：「坑之咸阳。」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史儒林传正义。）古文奇字、（类聚八０。）独异志并云「坑于骊山」。盼遂案：「告引者」之「者」，宜依史记改为「有」字，属下读。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今从宋本段。
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未知何出。「若」，元本作「者」，朱校同。疑误。意林引同今本。急就篇颜注：「平地为町。」释名释州国曰：「郑，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町町」犹诗东山之「町」。说文：「田践处曰町。」又：「，禽兽所践处。」践处，则其地夷平也。广雅释训曰：「□□，尽也。」王念孙曰：「町町，与□□义同。」盼遂案：「町町」，荡尽之意。广雅释训：「□□，尽也。」王氏疏证引此文为说。今按：町町、□□声近义通。言荆轲为燕太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