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暨于斯，尔乃杂涉书传而不联于首尾，粗知文义而不详于本末，傅会经训而不彻于表里，耸动君听而不核于名实，挟持国是而不熟于缓急，滥膺时誉而不量于能否，与安石之好学而泥古、大言而欺主也，将毋同？尔乃信成迹而不阙其疑，执偏见而不求其通，逞大心而不嫌其敢，驾虚焰而不顾其败，与安石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将毋同？尔乃身佩礼乐，而进市侩之术于朝廷；口道仁义，而行掊克之累于百姓；富可藏国，而夺山海之利以丰内库；忠可酬主，而施聚敛之计以浊平生；弊政扰民，而袭前朝之贪戾以号权宜；初心济世，而用宵小之柚以伤事体，――与安石之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也，将毋同？尔乃逊汝材者周容之，高汝材者忌克之；从汝说者揄扬之，违汝说者批I之；讳汝过者交欢之，惩汝过者沸怒之；济汝败者掖进之，喝臧苷B伐之，――与安石之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也，将毋同？尔乃一说不慎，而数十辈贤哲之辨兴焉，而祸殃之及速焉；一政不便，而数百万赤子之利竭焉，而饥之及速焉；一趋不端，而数十辈壬之夫托焉，而濡染之及速焉；一人不祥，而数百年国家之祚损焉，而危亡之及速焉，――与安石当国，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至于群奸嗣虐、流毒四海，崇、宣之际而祸乱极矣，将毋同？故曰：安石之愎，为万世之罪人也。《诗》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是岂不谓非其人而毒世者无已时矣乎？
且夫火炽而积其薪，尘布而扬其眩宜其滋甚，不可复理也。唯儒亦然，自老、庄、杨、墨杂而道不明矣，自公孙宏之诈而罪又浮于老、庄、杨、墨矣。自管、晏、仪、秦杂而道不行矣，自王安石之愎而罪又浮于管、晏、仪、秦矣。自天下以容说为风尚，不师古之儒而师公孙宏之儒矣。自师宏者欺诈乃过之，而罪又浮于宏矣。自天下以功利为经济，不师古之儒而师王安石之儒矣。自师安石者贪愎乃过之，而罪又浮于安石矣。於乎！宏之病近阴，而师宏者阴又生阴焉。安石之病近阳，而师安石者阳不成阳焉。阳不阳，其人狂；其人狂，则其政狂；其政狂，则其国狂。阴生阴，其人晦；其人晦，则其政晦；其政晦，则其国晦。国狂则必先梗于外，后溃于内；国晦则必先溃于内，后梗于外。於乎！充儒而不儒之尽，则必外梗内溃然后已。《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是岂不望于崛起之英矣乎？
是故君子治诈以醇，治愎以通。尔乃言不违衷、行不离则，名不震物、实不私己，入不蹈寂、出不逐嚣，高不悔亢、卑不羞懦，款款乎其实也，ff乎其恭谨也，职职乎其不眩于物而愉愉乎其有以自得也，是谓醇儒。《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非醇儒而能若是乎？尔乃可与道古，可与宜今，可与循常，可与驭变，可与树贤，可与I奸，可与守约，可与理繁，扃扃乎其察也，井井乎其不瞀乱也，翘翘乎其拔于侪俗而恢恢乎其百举不过也，是谓通儒。《诗》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于是毗，俾民不迷。”非通儒而能若是乎？是故郑璞之与周宝，鱼目之与隋珠，罢牛之与骐骥，蜥蜴之与神龙，则有间矣；醇儒之与诈儒，通儒之与愎儒，更有间矣。而惜乎儒之为世诟病久矣！积诟病生惶惑，积惶惑生混淆，积混淆生武断，积武断生灭裂，以为儒则必诈尔、必愎尔，恶睹所谓醇邪、通邪？升丘陵而不能望远，则曰“虽有泰山，吾不欲观之矣”；航断港绝潢而不能至于海，则曰“天下本无海焉”，于是因其诈者梗其醇者，因其愎者梗其通者，因其儒而不儒者，梗其儒而庶几圣、庶几贤者，――《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乎哉？
儒解下
浮邱子曰：乾坤，一儒不儒之运也。古今，一是非之场也。凡为儒者，毋言我是，而众咸信；毋言物非，而众咸降；毋言道降，而众咸敬；毋言世污，而众咸悚：此儒之盛也。下此则不得不以儒之是非战一代，且以儒之是非战千代、万代。而以儒为诟病者，则更狐其心、虎其翼、蜂其目、莺其舌，以不儒之是非战儒于一代，且以不儒之是非战儒于千代、万代。《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故儒者常退不胜，而不儒者常悍然其胜之。推不儒者之所以悍然其胜之，曷故也？则有肤廓之说，则有枝离之说，则有狂蛊之说，则有褊小之说，则有猜忌之说，则有诡秘之说。
肤廓之说维何？昔齐景公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自大贤之息，周辙既衰，礼乐缺有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若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於乎！此肤廓之说也。而天下后代以杂施条教号令为经济，而怪道德不适于用，以粗了簿书钱Y为材桀，而叹礼乐不可复兴；以趋营时好、弋取群誉为不偏不易，而薄谭古昔，称先王迂阔而远于事情，入朝而惟恐其不静者，因之矣。
枝离之说维何？昔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於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