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恤狱之仁也。或者谓正阳之月，于阴事未宜大有施设，失先王之意也。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陈澔曰：“挺者拔出之义。重囚禁系严密，故特加宽假。”马嚚孟曰：“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废，不忍人之政也。”
臣按：时至仲夏，天气之炎燠极矣，囚虽有罪，然其刑之也亦必肆诸市朝以为世儆，恐其或因炎蒸而遽殒，故于是时挺而拔出于清凉之地，而加以饮食之味，以待秋后处决焉。先王之用刑，其仁义之兼尽也如此夫。
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治也）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务（事也）搏（戮也）执（拘也）。命理（治狱之官）瞻伤（损皮肤）、察创（与疮同）、视折（损筋骨），审断（骨肉皆绝）决，狱讼必端（正也）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郑玄曰：“顺秋气当严也。理，治狱官也，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
吴澂曰：“奸未发露而藏于内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则非慢令也；邪已发露而显于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则非滥刑也。命有司至务搏执，顺天之义也。命理至端平，爱人之仁也。又总结之曰‘戮有罪，严断刑’，盖虽命有司以搏执，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尝及无辜也，则义之中有仁焉；虽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当刑断之必严，未尝故失出也，则仁之中有义焉。大概此时所尚以顺天之义为主，特以爱人之仁行乎其间尔。所以然者，天地之气始严急，故顺天者亦当严急而不可以宽缓也，赢有宽缓之意。”
臣按：刑者阴事也，阴道属义，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义道也。然秋之为秋所以成乎春，义之为义所以全乎仁，有春而无秋则生物不成，有仁而无义则生民不安，方天地始肃之时则不可以赢，亦犹天地始和之时不可以缩也。是则圣人之用刑虽若不得已而实不容已也，于不容已之中而存不得已之心，不容已者上天讨罪之义，不得已者圣人爱物之仁。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挠，枉挠不当反受其殃。
方悫曰：“孟秋既命严断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严焉，且西为阴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于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据成数言之，与百礼、百事同义。斩者则必杀，杀者不必斩，斩杀必当，虑及于无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于斩杀，所命止及于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则在上者不直，挠则在下者不伸，使斩杀不当则以或枉挠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挠焉，是逆天也，逆天则天灾适当之也，孟子言‘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同义。”
臣按：《月令》虽作于吕不韦，然皆述先王之旧典也。凡事为无不顺适天时，而于刑尤加意焉，不韦当秦人惨刻之世而述先王仁义之典，宜其不见用也。幸而是篇见于《吕览》而汉戴氏始编于《礼记》之中，以与五经并行以为礼典，后世人主诚能按时而布之以为常宪，是亦施仁政之一助，其毋以人而废其书。
季秋之月，乃趣（促）狱刑，毋留有罪。孟冬之月，是察阿党，则罪无所掩蔽。
陈澔曰：“狱吏治狱宁无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几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臣按：自古断决死刑皆以孟冬之月，凡有罪人于死刑者必先讯问详谳之，至于是纯阴之月乃施刑焉。苟狱吏阿私党比其人而掩蔽其罪状，故为之延及使不施刑，未几则阳生而刑不可施行矣，且使囚者又将有期月之禁焉。此先王于季秋之月既有毋留之令，而于孟冬之月又申明是察之令也欤？
汉章帝元和二年旱，贾宗上疏，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旱灾。下其言公卿议，陈宠奏：“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冬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鸣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以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礼记》在季秋之月）。”
臣按：宠之此言以殷、周非徒改月朔，且改其时，汉去古未远，必有所据。断决死囚必以十月，以其纯阴之月也，因宠此言，后世遂以为定制。
和帝时，鲁恭上疏曰：“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后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追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恻隐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臣愚以为，今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臣按：先王制刑虽曰防民奸，实所以顺承天道以安民生也。苟逆天之时、妨民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