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乃去圣人之世未远，见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气质用力，即此为存心，即此为养性，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故曰「养吾浩然之气」，故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当时儒者视气质甚重，故虽异说纷纷，已有隐坏吾气质以诬吾性之意，然终不敢直诬气质以有恶也。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四子、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以躬习其事为粗迹，则自以气骨血肉为分外，于是始以性命为精，形体为累，乃敢以有恶加之气质，相衍而莫觉其非矣。贤如朱子，而有「气质为吾性害」之语，他何说乎！噫！孟子于百说纷纷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万世。今乃以大贤谆谆然罢口敝舌，从诸妄说辩出者，复以一言而诬之曰，孟子之说原不明不备，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备乎？何其自是所见，妄议圣贤而不知其非也！
问：「目视耳听，此气质之性也。然视之所以明，听之所以聪，抑气质之性耶，抑义理之性耶？」曰：「目视耳听，物也；视明听聪，物之则也。来问可施于物则，不可施于言性。若言性，当云好色好声，气质之性；正色正声，义理之性。」 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详诗与子言，物则非性而何？况朱子解物则，亦云「如有父子则有孝慈，有耳目则有聪明之类」，非谓孝慈即父子之性，聪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陈氏乃云「来问可施于物则，不可施于言性」，是谓物则非性矣。又云「若言性，当云好色好声，气质之性；正色正声，义理之性」，是物则非义理之性，并非气质之性矣。则何者为物之则乎？大约宋儒认性，大端既差，不惟证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说互参之，亦自相矛盾、各相抵牾者多矣。如此之类，当时皆能欺人，且以自欺。盖空谈易于藏丑，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艺之学而高谈性命也。予与友人法干王子初为程、朱之学，谈性天似无龃龉。一旦从事于归除法，已多艰误，况礼乐之精繁乎！昔人云：「画鬼容易画马难。」正可喻此。
临川吴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故虽与告子言而终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读孟子，亦见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时虽无气质之说，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尔殊也。」「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气质之善也。归恶于才、情、气质，是孟子所深恶，是孟子所亟辩也。宋儒所自恃以为备于孟子、密于孟子，发前圣所未发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为孟子所词而辟之者也，顾反谓孟子有未备，无分晓。然犹时有回护语，未敢遽处孟子上。至于元儒，则公然肆口以为程、朱言「未备」，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扬世俗之论性者言也，是夷孟子于荀、扬、世俗矣。明言气质浊恶，污吾性，坏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俱秀且备者，人之质也，虽蠢，犹异于物也；呼吸充周荣润，运用乎五官百骸粹且灵者，人之气也，虽蠢，犹异于物也；故曰「人为万物之灵」，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者，即气质也。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其势不混儒、释而一之不已也。能不为此惧乎！是以当此普地狂澜泛滥东奔之时，不度势，不量力，驾一叶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见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观至「虽与告子言，终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读孟子，亦见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叹曰，吴临川何其似吾童时之见也！吾十余岁读孟子至义内章，见敬叔敬弟之说，犹之敬兄酌乡人也，公都子何据而遽燎然不复问乎？饮汤饮水之喻，犹之敬叔敬弟也，孟季子何见而遂怃然不复辩乎？至后从「长之者义乎」句悟出，则见句句是义内矣。今观孟子辩性诸章，皆据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执，不服必更辩，今既无言，是已折倒也。吴氏乃见为不足解惑，见为未折倒告子，是其见即告子之见，而识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 程、朱，志为学者也；即所见异于孟子，亦当虚心以思：何为孟子之见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扬之所以非与孟子之所以是，自当得之。乃竟取诸说统之为气质之性，别孟子为本来之性，自以为新发之秘，兼全之识，反视孟子为偏而未备，是何也？去圣远而六艺之学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于黄昏，太阳之光未远，专望孔子为的，意见不以用，曲学邪说不以杂。程、朱则如末旬之半夜，偶一明色睒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