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以为不能无善恶之殊，但未至如所习之远耳。 愚谓识得孔、孟言性原不异，方可与言性。孟子明言「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尔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尝专言理？况曰性善，谓圣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尝谓全无差等。观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将生安、学利、困勉无不在内，非言当前皆与尧、舜同也。宋儒强命之曰「孟子专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此二语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为千古言性之准。性之相近如真金，轻重多寡虽不同，其为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将天下圣贤、豪杰、常人不一之恣性，皆于「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将世人引蔽习染、好色好货以至弑君弑父无穷之罪恶，皆于「习相远」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尔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颠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将曰「此气质之恶」。而伊尹则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大约孔、孟而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
此理皆圣贤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尝发明之，其说甚详。 以圣贤所罕言而谆谆言之，至于何年习数，何年习礼，何年学乐，周、孔日与天下共见者而反后之，便是禅宗。
邵浩问曰：「赵书记尝问浩：'如何是性？'浩对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极本穷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气质之性。'赵云：'安得有两样？只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自分明。'」曰：「公当初不曾问他，'既谓之善，固无两般；才说相近，须有两样。'」 善哉书记！认性真确，朱子不如大舜舍己从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谓善相近也；若有恶，则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扬、韩诸人虽是论性，其实只说得气。 不本然，便不是性。
问：「气质之说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张。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程、张隐为佛氏所惑，又不解恶人所从来之故，遂杜撰气质一说，诬吾心性。而乃谓有功圣门，有补来学，误甚！
程子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盖天下无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恶耳！」 玩「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语，则程子本意亦未尝谓气质之性有恶，凡其所谓善恶者，犹言偏全、纯驳、清浊、厚薄焉耳。但不宜轻出一恶字，驯至有「气质恶为吾性害」之说，立言可不慎乎！「流于恶」，「流」字有病，是将谓源善而流恶，或上流善而下流恶矣。不知源善者流亦善，上流无恶者下流亦无恶，其所为恶者，乃是他途岐路别有点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虽自西海达于东海，毫不加浊，其有浊者，乃亏土染之，不可谓水本清而流浊也。知浊者为土所染，非水之气质，则知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矣。
问：「'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则此理本善，因气而鹘突；虽是鹘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头处都是善，因气偏，这性便偏了；然此处亦是性。如人浑身都是恻隐而无羞恶，都羞恶而无恻隐，这个便是恶的。这个唤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恻隐，孟子推其弊到得无父处，这个便是'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此段朱子极力刻画气质之恶，明乎此则气质之有恶昭然矣，大明乎此则气质之无恶昭然矣。夫「气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气质性恶本旨也。吾意偏于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浑身都是恻隐而无羞恶，都羞恶而无恻隐，这便是恶。」呜呼！世岂有皆恻隐而无羞恶，皆羞恶而无恻隐之人耶？岂有皆恻隐而无羞恶，皆羞恶而无恻隐之性耶？不过偏胜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胜之甚，一身皆是恻隐，非偏于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学以至之，则为圣也，当如伊尹；次焉而学不至，亦不失为屈原一流人；其下顽不知学，则轻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一贪溺昧罔之人。然其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习而成，遂莫辨其为后起、为本来，此好色好货，大率偏于仁者为之也。若当其未有引蔽，未有习染，而指其一身之恻隐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货，岂不诬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恶，非偏于义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学以至之，则为圣也，当如伯夷；次焉而学不至，亦不失为海瑞一流人；其下顽不知学，则轻者成一傲岸绝物，重者成很毒残暴之恶人。然其很毒残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习而成，遂莫辨其为后起、为本来，大率杀人戕物，皆偏于义者为之也。若当其未有引蔽，未有习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恶者曰，此是杀人，此是戕物，岂不诬乎？墨子之心原偏于恻隐，遂指其偏于恻隐者谓之无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无晰义之功，见此物亦引爱而出，见彼物亦引爱而出，久之相习，即成一兼爱之性，其弊至视父母如路人，则恶矣；然亦习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