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教必以乐，后世不复然。」问：「此是作乐使之听，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会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备于前。」 言之亲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后世引路人，不作前圣接迹人。岂知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说引路之言而圣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贤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说过，不济事。」 不知是自悔语，是责人语，但将「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便不似圣门「佩服躬行」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东莱吕氏曰：「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余事。」 佳。 先生辈何为只作余事？
临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异处，欲其有让也而教之后长，因其良知良能而导之，而未及乎读诵也。教之数，教之方，教之日，与夫学书计，学幼仪，则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读诵也。弟子之职，曰孝，曰弟，曰谨，曰信，曰爱，曰亲，行之有余力而后学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庐叙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曰「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厌夫读诵之习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见儒生之治，世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复出矣。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之祸，实伏于此。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觉至是，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又不容不露其几也。而吾所甚惧，正在此几也。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
程子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误，兼亦误人。 真语。
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门，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
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 程子虽失圣门成法，而胸中所见犹实，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则又远矣。
问：「如何学可谓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诚意烛理。」 程、朱言学至肯綮处，若特避六艺、六府之学者，何也？如此段言「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进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理义。古人所养处多，若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人都无；只有义理之养，人又不知求。 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程、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无，不思我行之即有矣。虽古制不获尽传，只今日可得而知者尽习行之，亦自足以养人。况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无不可追者乎！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
学贵乎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矣。 程子论学颇实，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传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试观程门，学成其业乎？用行其学乎？孔子摄相而鲁治，冉、樊为将而齐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龟山就征而金人入汴，谓之学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辞，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必求归于圣人之道矣。 可叹三弊误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净，故其流远而益差也。向尝谓程、朱与孔、孟各是一家，细勘之，程与朱亦各是一家。
张子曰：「在始学者，得一义须固执，从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兹愈远。」又曰：「但扫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合于礼。 张子以礼为重，习而行之以为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学而有先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便穿凿创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希不伤手也。」 所学既失其宗，又将古人成法说坏。试观大学之道，才言「明德」，即言「亲民」，焉得云无意于功业！且入学即是要作大匠，乌得谓之「代大匠斫」！仆教幼学道艺，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但不可有者，躁进干禄、非位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