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叠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着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者也。有重迭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着，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传为案，经为断。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元佑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蕴。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遍布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得看。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
又曰：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它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古人能知《诗》者惟孟子，为其「以意逆志」也。夫诗人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
《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六经》须循环理会。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