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而谦虚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于幽独之中者，又非其势之所必至也哉？幽独者是未接国家之先，慎则是知得本立于此而敬谨言切，即前定之志意之谓也。此言‘君子之孳孳于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于不善者，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诚则其外必形，如财富者必润其屋、涵养者必润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诚切，则自然明明德于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诗，以见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则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贤、可亲、可乐、可利也。是非诚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诰》、《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诸民，又不已而通诸天，其明德亲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浃洽于父子君臣朋友间也，然总是从知止至善中来，知止至善从知所先后来，知所先后又是从知立本以及其末来。故于意之能诚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也。’此段于明明德、亲民、止至善详说备举，然却都是形容学大人者知本以后一段精神。如《易》谓‘拟而后言，议而后动’，拟议以将成乎家国天下之变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后能静’说，盖见已明透，其志已坚定，自然外诱不动，内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懥恐惧忧患好乐而为中心之累也哉？意诚心正则安其身而动，自足以端本善则，与不知立本而徇好恶于伦物之间者万万不同。故其孝则足以事君，其弟则足以事长，其慈则足以使众。是又将仁敬孝慈信而约言之，且引《康诰》以推极于不学而能，见孝弟慈悉出于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则国之兴仁兴让、天下之兴孝兴弟应之甚速，而至大者又岂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挈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凡用人者，用夫安养之人，行政者，行乎安养之政。孔子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者，不逾此挈矩，而十五所志于学者，志此大学而已矣。是道也，惟尧舜实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明德于天下也耶？惟孟子实继之，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七十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尽挈矩之义也耶？呜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将以仁其身者仁万世人人之身，而恐无凭处，故既竭心思而继以先王之道，于是取夫《六经》之中至善之旨，集为《大学》一章以为修齐治平规矩，所谓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后，知者甚少：宋有晦庵先生，见得当求诸《六经》而未专以孝弟慈为本；明有阳明先生，见得当求诸良心，亦未先以古圣贤为法。某自幼学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见，黾勉家庭已数十年，未敢著之于篇，惟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以作会规，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者，辄觉响应。乃知大学之道在我朝果当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圣神，承尧舜之统、契孔孟之传而开太平于兹天下万世无疆者也。辄述鄙见，以便请正于诸先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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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庸》亦如古本可否？”
曰：“天命之谓性一语，孔子得之五十以后，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恻以复立生民之命于万万世者也。盖人能默识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机天理发越充周，则一顾是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时时临，无须臾或离，自然其严其慎见于隐、显于微，率达于喜怒，则其静虚而其动直，道可四达而不悖，致之于天下则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无敝矣。故《易》曰：‘君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极说命之难知，而所谓‘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断然说民‘鲜能已久’（似当作‘鲜能久矣’——标点者注），正见其难也。岂惟民哉！斯道费而隐，虽人至于圣，而至命之处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须读得活，盖圣人之于天道有吻合与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圣人，徒穷得一端之理，有方有体，而吾圆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达，而况于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后节举圣贤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问政才说‘诚者天之道’，而始继之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此下却多是发挥尽性至命之道，而统总归之仲尼一人。其言尧舜是他祖述，则知他不止是尧舜；文武是他宪章，则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袭，则知他不止是天地。盖群圣天地皆有不能尽，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处。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则超绝形象而尤为大也。是以其道则为至圣之道，其德则为至诚之德，而统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盖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则渊渊，其远则浩浩，夫岂一切群圣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聪明虽造圣智而其圣智未达乎天德故也。下则复言圣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达之也耶。盖天道维玄、维默、维于穆，则的然文著者，斯与天下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从‘门’从‘暗’，乃室中之一无所见者。复状之以淡，淡则白水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