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与心为主，三更常有人唤习〔三〕也。诸本无此八字。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颜渊问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复戒以「放郑声，远佞人」，曰「郑声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边佞耳，然而于己则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于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须着如此戒慎，犹恐不免。释氏之学，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后，便不能乱得。
以书传道，与口相传，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
观秦中气艳衰，边事所困，累岁不稔。昨来馈边丧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忧者；以至士人相继沦丧，为足妆点关中者，则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气者，实有此理。生一物须有此气，不论美恶，须有许大气艳，故生是人。至如阙里，有许多气艳，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说出此道理，至此几乎衰矣。只介父一个，气艳大小大。
伯淳尝与子厚在兴国寺曾讲论终日，而曰：「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
与叔所问，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盖为昔亦有杂学。故今日疑所进有相似处，则遂疑养气为有助。便休信此说。盖为前日思虑纷扰，今要虚静，故以为有助。前日思虑纷扰，又非义理，又非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为病，故要得虚静。其极，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必欲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进德者何也？闲邪则诚自存，诚存斯为忠信也。如何是闲邪？非礼而勿视听言动，邪斯闲矣。以此言之，又几时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绝四后，毕竟如何，又几时须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内，则须君则是君，臣则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养气可以为养心之助。曰：「敬则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岂须得道更将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于向火矣，又岂须道更将敬于水以助之？犹之有人曾到东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长安，若一处上心来，则他处不容参然在心，心里着两件物不得。」
饮酒不可使醉，不及乱者，不独不可乱志，只血气亦不可使乱，但使浃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后来亦染禅学，其为人明辩有才，后更晓练世事，其于学，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辩有才而复染禅学，何所不为也？」
伯淳自谓：只得佗人待做恶人，敬而远之。尝有一朝士久不见，谓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聪明，因何许多时终不肯回头来？」伯淳答以「盖恐回头后错也」。
巽之凡相见须窒碍，盖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与叔。据理却合滞碍，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诚便相信心直笃信。
理则须穷，性则须尽，命则不可言穷与尽，只是至于命也。横渠昔尝譬命是源，穷理与尽性如穿渠引源。然则渠与源是两物，后来此议必改来。
今语道，则须待要寂灭湛静，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岂有直做墙壁木石而谓之道？所贵乎「智周天地万物而不遗」，又几时要如死灰？所贵乎「动容周旋中礼」，又几时要如槁木？论心术，无如孟子，也只谓「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则却于何处有事？
君实之能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元不知学。尧夫之坦夷，无思虑纷扰之患，亦只是天资自美尔，皆非学之功也。
持国尝论克己复礼，以谓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国又言：「道则不须克。」伯淳言：「道则不消克，却不是持国事。在圣人，则无事可克；今日持国，须克得己便然后复礼。」
游酢、杨时是学得灵利高才也。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学，大抵支离。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
有问：诗三百，非一人之作，难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择，不特合于雅、颂之音，亦是择其合于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浅深者，亦有元无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数矣。其时介父直以数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议不行，则决其去。伯淳于上前，与孙莘老同得上意，要了当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担当了，而介父之意尚亦无必。伯淳尝言：「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以顺人心』。今参政须要做不顺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为人所沮，其后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顺人心事，人谁不愿从也？」介父道：「此则感贤诚意。」却为天祺其日于中书大悖，缘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争于上前，上为之一以听用，从此党分矣。莘老受约束而不肯行，遂坐贬。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复求对，遂见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颜，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复何用？」欲去，而上问者数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轻用兵为言，朝廷群臣无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