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50]
人要处理自己的生命进退时，首先要认识到生命意义的根本应是以天道为个人的意义，以此为个人之本性时，也就是以「天地之性」为生命的真实本性时，那么人生受气成形的过程中所挂搭的「气质之性」就不应该遮蔽它，这是就「性」的认识进路说的。所以，「天所性者」就是要说君子论性以天道为性，不以气质论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者焉。」[51]。从「命」的进路说时，「天道」是会以「天命」的格式灌注于个别人性之中，即赋予一「天地之性」与人，如此则个人的生活情境的好坏就不应搅动心境。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进退上会有人生意境的昏蔽，在性命的感受上会有不顺畅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的功夫没做好，这就是未尝「学」，没有做功夫，没有善反之，没有无我，没有成性。
论「性」就不要受「气质」之蔽，论「命」就要以「天性」灌注到生活中来，而不受私欲之气性影响。气根本上说并不受形之限制，「形」是个别存在物的暂时结聚，知道气的流动通于有形无形，因此在价值认知上人就不能外于他人而宥于私我，这就是对天道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然后进行「无我」、「大心」的功夫，这就是尽性，这才是处理生命进退的正当态度。文中亦再次见出儒者之不以个人遭遇为命，而只以天命为命的论说格式。
这样的思考方式张载是十分透彻的了，相类似的话语是很多的，另见下文：
「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52]
气形之后有欲存于期间，此即攻取之欲，此欲以气形而存在而说为气质之性，实非湛一通极之真正本性，因此有德者不依之而一往不返，不知反即受限于私欲、即不能大心、即心受累，智者德者不能以小害大，以末丧本，即不能以气形之后之攻取之欲为性，而要以湛一气本之「天地之性」为性，这才是尽性。能做到此，则性命问题一齐解消。
由此即得见出张载论恶的来源是诉诸于宇宙论的身体存在之生理需要而说有恶，说其过度而为恶，有需要并不恶，过为恶。于儒学体系中的本体论是说不得有恶的，恶只能在宇宙论的现象中说，因此不是根本恶，反而是根本善，只要善反即得。下文即言：
「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言其气也；语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简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53]
人之德性就是要能改正气性的缺点的，否则就是受气拖累，能改正导正的话，个人之性即以天地之性显相，从而与天道和，似由天德灌注。追求天理、实践本性则天德为我性、天理为我命。这以上的讨论都是要说明人不可以受到气性的限制，气性也实际上不能限制人心的价值活动，唯一必须被气性生命限制的不过就是生死一事而已，所以说「死生有命」，这确实是气形以后的形气生命的事情，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及生活意义的事情就完全不应受气性生命影响，这就是涉及所有的现实生活的顺逆感受的事情，有尽性的人的生活必定是「富贵」的，故「大德必受命」，这是就理而言的。
由于儒家对于个人命运的现象问题始终置入不重要的地位，因此儒家也没有建立在人间的富贵、受命之律则，因此此处之言说作者认为亦只能是说到心理感受上的富贵与受命而已，受命并不是得位，得位是人间命运义的富贵，受命是天道义命义的大徳，有大徳者必以各种形式的作为推动礼乐教化，这是受命，君子之受命以教化得施为意义，而不是以「福、禄、寿、位」为意义，这是儒学义理的格式。
由本文中亦可知张载论「理」的命题也是很多的，但不若朱熹般地全面展开。本文谈到的「大德必受命」的观念自然是《中庸》、《易传》中都已经出现过的观念，这当然又是儒家哲学理论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大德必受命」的讨论其实就转到了境界哲学的问题，张载对于圣人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以下论之。
四、「大位天德」「圣不可知」的境界论
张载建构儒学，为圣人立法，终究是要说到圣人境界的，张载说圣人境界在知识上的重点有二，其一为圣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其二为圣人与天道同其神妙。说为一体是就气化世界观之全体通流而说，但这只是存在流变上的客观的一体，要在具体的人存有者身上落实就要做功夫实践，一但做到之后，就是一个「大位天德」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一个神化妙用的境界，甚且是一般俗人无法侦知的，因此是「圣不可知」。
以下本文即将就张载说得位圣人的「大化境界」及「神妙不可知」二义加以说明。「大位天德」就是一个「大化境界」，「大化」表示在现实的管理上确实将天下事务予以贞定，而致百姓各得其乐，这是得位圣人才能做得到的，故而「大位天德」是一方面主体的功夫已达至圣人的境界，另方面圣人亦于得位中施行教化且有实效之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