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井者，以欲起兵数故也。五比、五邻、五伍之后，变五为四闾、四里、四两者，用四，则成百之数；复用五，则自此奇零不整齐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说，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说，受田则用沟洫，起赋敛则依井。下条闻同。
问：「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乡遂所以不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数，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乡遂以五起数，家出一人为兵，以守卫王畿，役次必简。故周礼惟挽柩则用之，此役之最轻者。近郊之民，王之内地也。共辇之事，职无虚月。追胥之比，无时无之。其受[厘八土]为民者，固与畿外之民异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于迩民也。远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沟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羡。其受[厘八土]为氓者，固与内地之民异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于遐民也。园[厘八土]二十而一，若轻于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扰，扰则不能以宁居，是故二十而税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于远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贾之资利，不可以轻，轻则必至于忘本，是故二十而五。系近郊、远郊劳逸所系。
天子六乡，故有六军；诸侯三乡，故有三军。所谓「五家为比」，比即伍也；「五比为闾」，闾即两也；「四闾为族」，族即卒也，则是夫人为兵矣。至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出兵车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为公田，只是八夫甸，则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于乡遂也？便是难晓。以某观之，乡遂之民以卫王畿，凡有征讨，止用丘甸之民。又，学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见于乡遂，乡遂之外不闻教养之制，亦可疑也。
问：「都鄙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审乡遂车赋则如何？」曰：「乡遂亦有车，但不可见其制。六乡一家出一人，排门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赋轻，在外者役轻而赋重。六军只是六乡之众，六遂不与。六遂亦有军，但不可见其数。侯国三军，亦只是三郊之众，三遂不与。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郊。蔡季通说，车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用牛载糗粮戈甲衣装，见七书。如鲁颂『公徒三万』，亦具其说矣。」
问：「郑氏『旁加一里』之说是否？」曰：「如此方得数相合，亦不见所凭据处，今且大概依他如此看。」以下小司徒注。
直卿问：「古以百步为亩，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当今四十一亩。」
问：「司马法车乘士徒之数，与周礼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见于郑氏注。七书中司马法又不是，此林勋本政书错说，以为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礼乃常数，司马法乃调发时数，是否？」曰：「不通处，如何硬要通？不须恁思量，枉费心力。」
先生与曹兄论井田，曰：「当时须别有个道理。天下安得有个王畿千里之地，将郑康成图来安顿于上！今看古人地制，如丰镐皆在山谷之间，洛邑伊阙之地，亦多是小溪涧，不知如何措置。」
丰镐去洛邑三百里，长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长处，非若今世之为图画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类此，不可执画方之图以定之。
古者百亩之地，收皆亩一锺，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较之，为米一石五斗尔。」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岁受田，六十者归田。其后想亦不能无弊，故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唐制，每岁十月一日，应受田者皆集于县令廷中，而升降之。若县令非才，则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乡大夫。
问：「周礼『德行道艺』。德、行、艺三者，犹有可指名者。『道』字当如何解？」曰：「旧尝思之，未甚晓。看来『道』字，只是晓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乱兴亡事变，圣贤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晓得所以然，谓之道。且如『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于礼乐之理，则须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之谓。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艺是有艺，道则知得那德、行、艺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贤者，道艺是能者。』盖晓得许多事物之理，所以属能。」
「内史掌策命诸侯及群臣者，卿大夫既献贤能之书，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则内史掌之，以内史掌策命诸侯及群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诸侯，王坐，使内史读策命之。非特命诸侯，亦欲在廷询其可否。且如后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辞免了。」问：「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遗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汉常用策，缘他近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