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
恭父问：「诗章起于谁？」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无『故言』者，皆是郑康成。有全章换一韵处，有全押韵处。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类无两句不是韵，到『稼穑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辈分章都晓不得，某细读，方知是欠了一句。」
李善注文选，其中多有韩诗章句，常欲写出。「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
问：「王风是他风如此，不是降为国风。」曰：「其辞语可见。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以下论风、雅、颂。
「大序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析卫为邶墉卫。」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有卫音，墉有墉音，邶有邶音。故诗有墉音者系之墉，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又云：「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
器之问「风雅」，与无天子之风之义。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但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今且就诗上理会意义，其不可晓处，不必反倒。」因说，「尝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之义。』见成所书者更自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者来理会，少间只是说得奇巧。」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也。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却因周礼说豳诗有豳雅豳颂，即于一诗之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然。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只说恐是亡其二。」
问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系者小，大雅是所系者大。『呦呦鹿鸣』，其义小；『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其义大。」问变雅。曰：「亦是变用他腔调尔。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王德修云：「诗序只是『国史』一句可信，如『关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讲师说，如荡诗自是说『荡荡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荡荡』；赉诗自是说『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说后世子孙赖其祖宗基业之意，他序却说『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多被讲师瞒耶？」曰：「此是苏子由曾说来，然亦有不通处。如汉广，『德广所及也』，有何义理？却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几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迭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
问「比、兴」。曰：「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关雎亦然，皆是兴体。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同。周礼说『以六诗教国子』，其实只是这赋、比、兴三个物事。风雅颂，诗之标名。理会得那兴、比、赋时，里面全不大段费解。今人要细解，不道此说为是。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那『奕奕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