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不仁矣。」
问：「子贡有『怨乎』之问，何也？」曰：「夫子谓夷齐是贤人。恐贤者亦有过之者，于是问以决之，看这事是义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让而让之，则未必无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谓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卫君事，则大不然矣，子贡所以知其必不为也。」
夫子说：「古之贤人也。」贤人固有做得间不恰好处，便未知得夷齐之让是与不是。若是，不必逊，则终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则让便未得为是。如此，则未见得夫子不为辄。所以更问「怨乎」。夫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让，让方是合这道理。既是以让为合理，则始知夫子之不为辄。
只「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为卫君矣。何故更要问「怨乎」这一句？却煞有说话。子贡也是会问。
安卿以书问夷齐，辩论甚悉。曰：「大概是如此。但更于『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问：「『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见他说得来不大段紧切，故教他更于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长之分，以违君父之命；叔齐不敢从父兄之命，以乱嫡庶之义，这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齐安于让，而其心举无陧杌之虑，这便是『得仁』否？」曰：「然。卫君便是不能求仁耳。」
孔子论伯夷，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马迁作伯夷传，但见得伯夷满身是怨。苏子由伯夷论却好，只依孔子说。
问：「子贡『卫君』之问，与『去兵、去食』之问，皆非寻常问者所及，程子固常称之，而又曰：『孔门学者，独颜子为善问。』何也？」曰：「颜子之问，又须亲切。如此事在颜子，又自理会得，亦不必问也。」
问：「『夫子为卫君』章，程子所引谏伐事，或问论非此章答问本意，当矣。今集注全载其说，不删此语，何也？」曰：「谏伐而饿，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来说。」集注。
子贡之问，意只主让国。谏伐之事，却在里面事。如圣人，却是泛说。
吴伯英问：「夷齐让国而去，一以父命为尊，一以天伦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尽乎天理之公矣。所谓『孤竹君』，当时或无中子之可立，则二子将奈何？」曰：「纵二子不立，则其宗社之有贤子弟，立之可也。」
或问：「伯夷叔齐之让，使无中子，则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国而弃之！必有当立者。」曰：「伊川说，叔齐当立。看来立叔齐虽以父命，然终非正理，恐只当立伯夷。」或曰：「伯夷终不肯立，奈何？」曰：「若国有贤大臣，则必请于天子而立之，不问伯夷情愿矣。看来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论之，则伯夷分数稍优耳。胡文定春秋解这一段也好，说吴季札让国事，圣人不取之，牵引四五事为证。所以经只书『吴子使札来聘』，此何异于楚子使椒来聘之事耶？但称名，则圣人贬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说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
因说记录之难，如刘质夫记明道说，辄据位而拒父，则卫之臣子去之可也；辄去之而从父，则卫之臣子拒蒯瞶可也。是以蒯瞶为得罪于父，亦不当立也。后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说，如上句说却是，但下句却云辄去而从父，则卫之臣子当辅辄以拒蒯瞶，则是错了。后来胡致堂却说立郢为是，乃是救文定前说之错。至若杨文靖说此段，尤不可晓。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泽说『善兄弟之逊，必恶父子之争』，遂有此病。要之，元泽此二句自好也。」集义。
胡家说夷齐所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谓其全性命之理犹可，若谓夷齐要全性命之理，而后如此为之，此大害义理！「杀身成仁」，亦只是义当杀身，即是成仁。若为成仁而杀身，便只是利心。
饭疏食章
义刚说「乐在其中」一章。先生曰：「这有三十来个字，但看那个字是先。只『乐』字是先。他是先理会得那乐后，方见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吕与叔数句说得好，非是有所见，如何道得到！」
问：「『乐亦在其中』，圣人何为如是之乐？」曰：「正要理会圣人之心如何得恁地。圣人之心更无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淘来淘去，也要知圣人之心。」
「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如气壮底人，遇热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气虚，则必为所动矣。
叔器说「乐在其中」，引「博文约礼」。曰：「颜子自是颜子乐，与夫子也不干事。这说得不相似。」
问：「或问谓：『夫子乐在其中，与颜子之不改者，又有间矣。』岂非谓颜子非乐于箪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乐？至于夫子，则随所寓而乐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则曰：『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却似无甚异于所以论颜子者。今集注乃载其说，何耶？」曰：「孔颜之乐亦不必分。『不改』，是从这头说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