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晓。如仪礼云『疑立』，疑却音屹，屹然而立也。」
问贾谊新书。曰：「此谊平日记录稾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
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稾耳，中间事事有些。
问：「贾谊『五饵』之说如何？」曰：「伊川尝言，本朝正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今日金虏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邻国，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饵』之说，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虏人分明是遭饵。但恐金帛尽则复来，不为则已，为则五饵须并用。然以宗室之女妻之，则大不可。如乌孙公主之类，令人伤痛。然何必夷狄？『齐人归女乐』，便是如此了。如阿骨打初破辽国，勇锐无敌。及既下辽，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蛊惑，行未至其国而死。」因笑谓赵曰：「顷年于吕季克处见一画卷，画虏酋与一胡女并辔而语。季克苦求诗，某勉为之赋，末两句云：『却是燕姬解迎敌，不教行到杀胡林。』正用骨打事也。」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于此而已。其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揜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先生归后，再有取答问目云：「狂者志高，可以有为；狷者志索，有所不为，而可以有守。汉武狂，然又不纯一，不足言也。」寓录见「狂狷」章。
「汉守高祖无功不侯之法甚严。武帝欲侯李广利，亦作计，终破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论子静取武帝，曰：「其英雄，乃其不好处，看人不可如此。」又谓：「文帝虽只此，然亦不是胸中无底。观与贾谊夜半前席之事，则其论说甚多。谊盖皆与帝背者，帝只是应将去。谊虽说得如『厝火薪下』之类，如此之急，帝观之亦未见如此。」又云：「彼自见得，当时之治，亦且得安静，不可挠。」
武帝做事，好拣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遗我平城之忧！」若果以此为耻，则须「修文德以来之」，何用穷兵黩武，驱中国生民于沙漠之外，以偿锋镝之惨！
武帝征匈奴，非为祖宗雪积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寿昌。
王允云：「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如封禅书所载祠祀事。乐书载得神马为太一歌，汲黯进曰：「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下面却忽然写许多礼记。又如律书说律，又说兵，又说文帝不用兵，赞叹一场。全是个醉人东撞西撞！观此等处，恐是此意。
汉儒董仲舒较稳。刘向虽博洽而浅，然皆不见圣人大道。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苏子由古史前数卷好，后亦合杂权谋了。
汉儒初不要穷究义理，但是会读，记得多，便是学。
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
问：「君臣之变，不可不讲。且如霍光废昌邑，正与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复辟。光当时被昌邑说『天子有争臣七人』两句后，他更无转侧。万一被他更咆勃时，也恶模样。」曰：「到这里也不解恤得恶模样了。」义刚曰：「光毕竟是做得未宛转。」曰：「做到这里，也不解得宛转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愿有此。万一有此时，也十分使那宛转不得。」
问：「霍光废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终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或问：「霍光不负社稷，而终有许后之事；马援以口过戒子孙，而他日有裹尸之祸。」先生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人之善，为己师法，不当如此论也。」
问宣帝杂王、伯之说。曰：「须晓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论此。宣帝也不识王、伯，只是把宽慈底便唤做王，严酷底便唤做伯。明道王伯札子说得后，自古论王、伯，至此无余蕴矣。」
叔器问：「宣帝言汉杂王、伯，此说也似是。」曰：「这个先须辨别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论它是与不是。」叔器云：「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之类，做得也似好。」曰：「这个是它有意无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韩延寿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