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有、宓子子贱、南官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着论，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怀独行君子之德，皆孔门高弟，不让于宰我、冉有，当跻之十哲之列。盖十哲之名，第因从游陈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数也。若孟夫子高弟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陈子，七篇内书法悉以子称，亦如孔门之有颜、曾、闵子诸人也。至万子、公孙子，议论问答独详，亦有功于后学，皆当补祀诸两庑者也。宋范文正公手授中庸于张横渠，开关闽风气之先，举胡安定为教授，教化大行，当与欧阳子并祀两庑。若谓无传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香祖笔记载郑端简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见于论语，大类圣人。公西赤志于礼乐，有为邦之才，不远优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远征诸史传，论语中多有之矣，其视二子优劣何如？宜进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庑中。此论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纪无贾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礼仪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贾逵。然贞观时未祀七十二弟子，则为二十二人。开元八年敕，七十二子并许从祀，则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条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则亦误也。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祀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地也。【原注】宋史礼志，神宗熙宁七年，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以孟子同颜子配享殿上，封荀况兰陵伯、扬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并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二贤之间。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颜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临州伯，从祀诸贤之末。此封三人，为增入从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顺元年，方进仲舒从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纳行人司副杨砥言，黜杨雄，进董仲舒。据杨疏，谓仲舒先时未与祀典，不知何故。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沈氏曰】国朝康熙五十二年，特进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圣。淳佑元年，进周颐、【原注】避光庙讳，去惇字。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请以元儒陈●以胡安国、蔡沈例从祀。敕下江西，考其行事以闻。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瑜牒请宋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先生名爵从祀。二十二年，俱追赠太师，封国公，未之从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改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祀于其乡，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刘定之议以为左丘明以下经师二十二人，虽其中不无可议，然当世衰道微，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之时，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遗经，转相付授，讲说注释，各竭其才，以待后之学者，则其为功殆亦犹文武成康之子孙，虽衰替微弱，无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谱牒，以阅历春秋、战国，不亡而幸存者也。虽有大过，亦当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窃以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创业者也。二十二经师，助其垂统者也。【杨氏曰】戴圣治九江，多不法，子及宾客为群盗。马融为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肃三反王弼，为清言之俑。杜预赂权要。如何可因其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沈氏曰】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学副使吕纯如，请以来资政殿大学士范仲淹、我朝霍州学正曹端从祀，其言云云。请曹端从祀，乃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国朝康熙五十四年，江南学院余正健，题奏先儒范仲淹从祀孔庙，亦举延胡瑗入太学、勉张载读中庸二件，且谓，会变通于大易，着褒贬于春秋。又请于朝，俾所在州县立学校，以祀先圣、先师等事，皆大有功于圣道者也。当援横渠，明复、涑水诸贤之例，以补码百年祀典之阙。从之。【胡氏曰】从祀之贤，七十子无得而议焉，其余则历代所损益也。是以进而俎豆，退而黜夺，莫不经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