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诚招徕土著之民，联以什伍之籍，又择其愿朴持重者为之长。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则涣散之众皆有系属，久且倚为恒业，虽驱之不去也。然后示以约束，董以课程，作其方振之气，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峡，以求进山之矿，而无半途之废，虽有不成者寡矣。若更开曲靖、广西之铸局，而以息钱加铜价，则宣威、沾益诸山之铜不复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诸山之铜无复走粤，安见小厂不可转为大也？所谓实给工本以广开采者，此也。滇之牛马少矣，滇之储备又虚矣，而部局以待铸为言，移牒趣运，急于星火，殆未权于缓急之实者也。铜运之在滇境者，后先踵接，依次抵泸。既以乙岁之铜补甲岁之运，又将以乙岁之运待丙岁之铜，而泸州之旋收旋兑，略不停息，则又终无储备之日矣。夫惟宽以半岁之期会，然后泸州有三四百万之储，则兑者方去，而运者既来，是常有余贮也。而凡运官之至者，皆可以时兑发，次第起行，既无坐守之劳，又有催督之令，运何为而迟哉！若夫筹运之法，尝取往籍考之。始云南之铸钱运京也，由广西府陆运以达广南之板蜂，舟行以达粤西之百色，而后迤逦入汉。而广西、广南之间经由十九厅州县，各以地之远近大小雇牛递运，少者数十头，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并先期给价雇募。每至夏秋，触冒瘴雾，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买马牛，制车设传，以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驿。又以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驿，递供转运。会部议改运滇铜，乃停广西之铸，而以江安浙闽主湖北、湖南，广东之额铜并停买归滇运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余万悉由东川经运永宁。其后以寻甸、威宁亦可达永宁也，乃分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之由昭通、镇雄以达永宁者，尚二百二十万。后又以广西停铸，合其正耗，余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余斤，并依数解京，是为加运，亦由东川、寻甸分运。至乾隆七年，昭通之盐井渡始通，则东川之运铜半由水运抵泸州，半由陆运抵永宁。十年，威宁之罗星渡又通，则寻甸陆运之铜既过威宁，又可舟行抵泸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东川达于昭通之铜皆分出盐井、黄草坪之二水，与寻甸之运铜并经抵泸州矣。然东川、昭通之马牛非尽出所治，黔蜀之马与旁郡县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验马牛，烙以火印，借以买价。每以马一匹，借银七两。牛一头，车一辆，借银六两。比其载运，则半给官价，而扣存其半，以销前借。扣销既尽，则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户，领运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侣，经纪皆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习，虽有空乏，而无逋逃。亦雇运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寻甸及在威宁之司运者皆行此法，滇产虽乏，庶有济乎？然犹有难焉者，诸路之采买、雇运常迟也。顷岁定议，滇铜以冬夏之杪计数分拔，大小之厂各以地之远近、铜之多寡而拨之。采买委官远至，东驰西逐，废旷时月。是以今年始议得胜、日见、白羊诸远厂，皆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黔粤之买铜者鲜远涉矣。而义都、青龙诸近厂，与云南府以下之厂，犹须诸路委官就往买铜，自雇自运，咸会百色，然后登舟。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以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盛，更多间阻，是故部牒数下，而云南之报出境者常虑迟也。往时临安、路南之铜皆运弥勒县之竹园村，以待委官买运。其后以委官守候历时，爰有赴厂领运之议。然其时实以缺铜，不能以时给买，而非运贮竹园村之失也。诚使减诸路之采买，而尽运迤西渚厂之铜贮之云南府，以知府综其发运。又运临安，路南之铜尽贮之竹园村，以收发责之巡检。如是则委官至辄买运去耳，岂复有奔走旷废之时哉。若更依运钱之制，以诸路陆运之价分发缘路郡县，各募运户，借以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比于置邮。夏秋尽撤归农停运，则人马无瘴疠之忧，委官有安闲之乐。于其暇时，又分运寻甸铜之半，由广西、广南达百色，并如运钱之旧，即运京之铜亦加速。一举而三善备矣。
通鉴，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乏铜，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杨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释，与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两废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绩不究，则天道之难忱耳。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