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斤，至于黔铜则减七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劳且费者予滇，非平情之论也，是故黔之采买亦可减也。又今年陕西奏言，局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以商运洋铜五万，当有三十余万矣。委官领买之滇铜六十二万余斤，且当继至。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而又有新开矿厂产铜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买非惟可减，抑亦可停矣。又闽浙湖北及江南江西，旧买洋铜每百斤价皆十七两五钱。而滇铜价止十一两，其改买宜矣。然此诸路者，其运费杂支每铜百斤例销之银亦且五六两，合之买价常有十六七两。加以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则已与洋铜等价矣。以此相权，滇铜实不如洋铜之便，则此数路者并可停买也。诚使核其实用，则岁可减拨百数十万，而滇铜必日裕矣。所谓通计有无以限买铜者此也。厂欠之实，见杨文定公始筹厂务之年，后乃日加无已，逮积欠已多，始以例请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见价采见铜，纳不及数者不与焉，是故放免尝少，逋欠尝多。乾隆十六年，议以官发铜本，依经征盐课例以完欠分数，考课厂官堕征之罚，止于夺俸。厂官尚得藉其实欠之数，以要一岁之收，于采固无害也。其后以厂欠积至十三万，而监司以下并皆逮治追偿。寻以铜少，不能给诸路之采买，遂以借拨运京之额铜二百六十几万者。计其虚值，而议以实罚，于诸厂之官罚金至十有四万。严责限数办铜。其限多而获少者，既予削夺。或乃惧罹纠劾，多报铜斤，则又以虚出通关，罪至于死。斯诚铜厂之厄会矣。夫诸厂炉户、砂丁之属，众至千万，所恃以调其甘苦，时其缓急者，惟厂官耳。顾且使之进退狼狈至于如此，铜政尚可望乎！由今计之，将欲慎核名实，规图久远，非宽厂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岁终取其所欠结状，而所辖上司又复月计而季汇之，厂官不敢复多发价，必按其纳铜多寡一如预给之数，而后给价继采，是诚可杜厂欠矣。然而采铜之费，每百斤实少一两八九钱者，顾安出乎？给之不足，则民力不支，将散而罢采。欲足给之，而欠仍无已，不见许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则今之岁有铜千百万者，何恃乎？预借之底本与所谓接济之油米，固所赖以赡厂民之匮乏，而通厂政之穷者也。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借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限完。皆于季发铜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舒，从容攻采，故能多得铜以偿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请借发，特奉谕旨，以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今借数既少，扣数转多，且分限三年，较前加迫，恐承领之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迁延，更所不免。仰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宽期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而犹赖以支延且三四载，此预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备贮油米、炭薪以资厂民，乃能尽以月受铜价，雇募砂丁，而以官贷油米资其日用，故无情采，斯又接济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销除且尽，独油米之贷当以铜价计偿，而迟久未能者，犹且仍岁加积，继此不已，万一上官责其逋慢，坐以亏那，厂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隐忧也。前岁云南新开七厂，条具四事，户部议曰，炉户、砂丁贫民不能自措工本，赖有预领官银，资其攻采。硐矿盈绌不齐，不能绝无逃欠。若概令经放之员依数完偿，恐预留余地，惮于给发，转妨铜政。信哉斯言！可谓通达大计者矣。今诚宽厂官之考成，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亏缺之诛。又仿二十三年预借之法，多其数而宽以岁时，则厂官无迫狭畏阻之心，厂民有日月舒长之适。上下相乐，以毕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谓宽考成以舒厂困者，此也。小厂之开，涣散莫纪矣。求所以统一之，整齐之者，不可不亟也。窃见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刘藻奏言，中外鼓铸，取给汤丹、大碌者十八九。至余诸小厂，奇零凑集，不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矿，衰盛靡常，自须开采新●，预为之计。今各小厂旁近之地，非无引苗，惟以开挖大矿，类须经年累月，厂民十百为群，通力合作，借垫之费极为繁巨，幸而获矿，炼铜输官，乃给价甚微，不惟无利，且至耗本，断难竭蹶从事。又奏云，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获铜四十八万。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阅十有三月，获铜一百余万。所获余息，加给铜价之外，存银二万九千数百两，较二十四年多息银一万有奇，而各厂民亦多得价银一万二千余两。感戴圣恩，洵为惠而不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奏明，言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但能经理得宜，非惟裨益铜务，而千万谋食穷民亦得藉以资生。由此观之，小厂非无利也。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费，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较大厂当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图也。今厂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侥幸尝试之为。而厂官徒坐守抽分之课，外此己无多求。是故小厂非无矿也，货弃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盗卖盗铸，其为漏卮，又不知几何哉。小厂之铜，岁不及大厂之十一者，实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