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著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知明其不然。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足告而独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学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为汤、文、武固然，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
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欢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
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拼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耶？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疆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环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通画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
○刘玑正蒙会稿序
易有“蒙以养正”之文，故张子取之以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皆正蒙之谓也。
是书也，出入乎语、孟、六经及庄老诸书，凡造化人事，自始学以至成德，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无不备于此矣。故朱子谓其“规模广大”，范氏称其“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而张子亦自谓“如ㄧ盘”示儿，百物俱在，顾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