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
上以导之，下以劝之，君唱臣随，臣谏君行，有唐一代重儒崇文终至蔚然成风，确是势所必然啊！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选拔官员，有四条标准：一是身，即身体健壮，相貌端正。
二是言，即吐谈清晰，言辞善辨，富于口才。三是书，即善于楷书，字体优美。四是判，即文词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为此，他进一步分析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认真读书、不善于写文章是不行的。于此，我们也仿佛可以窥视到唐代文学异常发达的原因所在了。
从唐太宗贞观之初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充任教席，到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唐代重文术重人才的政策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贞观23年之中，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有205人，而在高宗和武后统治的55年间，录用的进士竟有一千多人。一时间，文臣儒士，遍及朝野；国家景象，蒸蒸日上。
五代后唐裴尚书曾作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唐太宗也曾说：“我从贞观以来，每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体，见理政之源。”一直到清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的好学不倦，更是妇孺皆知。康熙帝不仅漫游经、史、子、集，而且广涉天文、地理、数学、军事以至音乐、美术、医药诸书。他在自述读书的好处时说：“读一卷书，有一卷书的收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书的收益..阅读不辍，可以鉴古知今，少犯错误。”
从先民的结绳记事，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再到后来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人类的贡献，真是源远流长，功载千秋！《帝范》全文帝范序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赐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
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枪而廓八纮。乘庆天潢，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帝范卷一君体第一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建亲第二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哀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汉初定关中，诚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