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地卑，君臣之分也。释氏自以方外不执臣礼，非悖上下乎？继世承考，父子之分也，释氏自以方外，不服子道，非悖上下乎？上下莫大于父子、君臣，而皆悖之，尚何农家之哄乎了彼农家则不然，勤艺黍稷，孝养父母，出其财以供赋，出其力以供役，国有劳苦之事，农不得兔焉，于上下之序未尝悖也。释氏不耕而食，乃又哄之，失其本心甚矣！
（沙门仁赞曰：“儒有九流，释存丸录，浅深之道不侔，内外之文斯异。然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者也。”）
理有至真，以似而乱之则可恶矣。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杨、墨恐其乱仁义也，恶佛、老恐其乱性理也。九录与九流同乎？则何有浅深内外之辩。如其异乎？又何有同归一致之理。此奸僧滑释欲主张其说，恐不能胜，又窃取儒书近似之说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远之哉？
（佛所生国迦毗罗城，谓四重铁圉之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盖佛之威神不生边地，故中天竺国如来成道焉。）
今释者言佛土日西天，西方。言西，则非四方之中也。何不曰中天、中方，以显其非边地所生乎？据释氏之说，以东方震且为人主之国。佛既神圣，择美处而后生，何不生于人主之国，而生于笃学异术、重货轻礼之地哉？昔辩者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之北，天下之极北也。越之南，天下之极南也。以是为中央，则无所往而非中央矣。与释氏以天竺为天地中，谈诡荒诞，盖一说也。
（何承天闪沙门惠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也。此国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增损，算必差忒，明非中也。”）
昔尧命羲和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此历法之祖也。至于今行之，四时不差，日月不忒，星辰不乱，人事各得其生。释子亦据之以为节，乃历象授时之效也。若不足信，则晦、朔、弦、望、分、至、启、闭无所准度，而寒暑愆度，四时失序久矣。安得言中国非中而历有差乎？不然，天竺之历法何为不传于中国，而尧、舜之历法至今无弊也。佛以四月八日降生，何为释子考证参差，终无所定哉？惠广之言至浅，何承天必有以折之，而释子讳传尔。
（一洲四主：南海名象主，地惟暑湿，偏宜象，风俗躁烈，笃学异卫，是为印度，或云天竺，或云身毒。西海名宝主，偏饶异珍，轻礼重货。北海名马主，其俗凶暴忍杀；衣毛。束海名人主，地惟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逼，即所谓震旦国。诸儒滞于孔教。别指洛阳以为中国，乃约轩辕五岳以言，未是通方之巨观也。）
据此，则笃学异术、轻礼重货，释迦所生之国也。教人反易彝伦，以七宝装严佛事，如华严夸大之说，特以其国多宝故耳。俗行仁义者，中国列圣之化也。名曰人主，乃是人之所生，与他方夷狄之俗天地相悬。仁赞心知矣。后世臣服夷蛮、梯坑人贡者，或效象马，或献麒麟，皆以黠夷方能扰驯而驾驭。由此观之，乘金毛狮子、六牙白象，殆亦此类，自其俗尚耳。不知诸儒滞于孔教乎？抑诸儒溺于佛说乎？
（晋大常彭城王纮表，以肃祖好佛道，手昼形像于乐贤堂。经历寇难，而堂犹存，宣著作，咸使作颂。显宗出弦麦博议。蔡谟曰：“佛者夷人，惟闻变夷从夏，不闻变夏从夷。先帝天纵多才，聊画此像，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今欲发王命，史宫，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义有疑焉。”君子曰：“斯刚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见漠之讽议，局据神洲一域，以为中国也。佛则据通阎浮一洲，以此为边地尔。天竺者，地之中心也，故提封所及，三千日月、万亿天地，惟佛所统，非谟能晓。嵩、洛以土圭测影为中，乃是神洲之别中耳。”）
天竺在中国之西，有路可以来往，何得言天竺国别有天地乎？既是一天地，即四方上下共取一中，何得言神洲有别中乎？蔡谟守道甚固，不惑邪说，正夷、夏之分，以革其君之遇举，可以表示后世。仁赞乃自目为君子，目谟为鄙夫，而不知其庸愚陋劣之甚也。圣人以土圭测影，观一气之交会而定天地之中，夫有所据矣，岂欺我哉！
（《辩惑论》曰：“说者以为佛法本出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殚生于北狄，侍漠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舍其异方乎了”）
据此说，即僧徒心知天竺是夷狄而非地中，甚明矣。虽然，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以人道治人，使人不为夷狄禽兽，则万世之师，不以东夷西夷而外之也。若夫邪说矣谒，绝灭伦类，以鬼道化人，使人惑于生死鬼神之际，乱中国之俗，则万世之罪人，虽生中国，犹当屏于远方，不能使立。又况夷狄之教，宜何如哉？
（漠求西域之名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逮域，尚此为珍，道出遐方，独何可弃？况百亿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则中在于彼域，不在此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