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正道，乃于宫殿之旁为僧人之居，其亵读神器甚矣。可以为戒而不可以为法也。
（梁太祖躬览内经，指为科域，刺血躬写《般若经》十部。琳法师曰：“梁高祖迈有德之前踪，蹑净名之圣轨，惊岭奥典。鸡园密议，二谛五乘之皆，三藏九部之文，赤须之所未详，青目由来不译，并无重览，义弗再思，鄙周、孔之俗谟，讥老、庄之名理，法轮相继，斋讲不绝。每舍身时，地为震动。”）
萧衍于佛教之文，不论可知其精熟矣，岂待赞美而后知也。其重佛而轻老，则其嗜好之偏，犹人恶酒而好浆，陋监而美酢，未足以相贤也。法琳乃以周、孔之道为俗谟，何其敢于非圣无所忌惮如此哉？周公相武王，诛无道，杀飞廉，戮恶来，驱猛兽，膺夷狄。孔子集大成，正《五经》，作《春秋》，黜变夷，讨乱臣，诛赋予使人至今知有三纲五常之道，不沦胥于夷狄禽兽者，其功与天地参，与日月并，与四时惧连不知何时而已也。而法琳鄙之为俗谟，何其敢于非圣无所忌惮如此哉？必有明王在上，良相辅政，举行周、孔之教，申明友道之刑，庶乎其知畏矣。梁武舍身，地为震动，盖万乘之主，一旦以奴自居，天下之大异，地震所以警之。
（元魏太祖下诏曰：“夫佛法之兴，济益存亡。可于京邑建节答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魏祖溺于名而不聂其实者也。佛法济存，则不父其父、不母其母。亲者尚不蒙其力，而曰广济含生，其可信乎？如共济亡，则佛语阿难，以地狱本无所有。是乃设为此说，以恐怖愚夫而已，于亡者实无所济也。世之修佛事以追先福者，自其初死至三年之久，经历十王，偏乎地狱，宜其每受减降、忏悔之语，与初死时亦无所异。虽数十年之后，修忌致齐者，其忏悔之语亦如之。尝谙其徒，盖不足以自诳。而举世惑之，可笑也已。
（肃宗写经十三藏。）
肃宗继天宝大乱之后，巨盗虽夷，而国势日削，所当发愤，图任贤才，以复先帝之境土，致天下于开元、贞观之盛。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犹恐不及也。乃有余暇留意佛书，抄写翻传至于六万五千余卷之富。古人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肃宗废时乱日，作无益如此，其功业不竞，则有由矣。
（后周孝明帝造绵释迦随像及宝塔二百二十区。云薨藻税绣柱文袍，夏户秋臆，莲池柰苑，处处精洁，一一妍华。见者忘归，观者目眩。大弘像化，以固龙图。）
周帝奉佛华侈如此，不恤民力，不爱国财，以冀福田利益也。未几，国祚移于权臣之手，民力徒弹，国财徒费，以快惰游蚕食之众，而福田利益终不可得“像化虽弘，而基图不固矣。当其兴建之时，不过取僧人称赞夸美之言以自悦耳。其终乃如此，岂不为将来之永戒哉！
（隋高祖留心佛法，受菩萨戒，写经四十六藏。）
杨坚为人臣而篡取其君之位，其本不正，而能节用爱人以致康阜，自其才如此，岂受戒写经所能致哉？创业之君，子孙之所法也。高祖写经四十六藏，是以炀帝继世，装补经秩，至于九十余万卷。疑若功德宏深，福利增益，而不能免于宇文化及之杀，高祖绝祀，为后世笑。使其略法先王，师范周孔，知修身治国之道，岂且至此哉？
（唐太宗诏曰：“有隋失道，朕亲总元戎，致兹明代，曾无宁岁。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魂。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琐身戎陈者，各建寺剥，招延胜侣。望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梵音所闻，易苦海于甘露。）
汤放桀、武王伐纣之后，天下大定，民安其生，物遂共性。其时未有佛法也。汤、武何以致太平哉？唐太宗英姿太大略，亲平祸乱，而其所学驳难，不明圣人之道，故其于生死之际未能无惑。昔汉高祖与项羽拒战累年，下诏军士死者为之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孜太宗之所为，不亦妇人之仁，鄙陋可笑哉！
（贞观二年下绍，其略曰：“今百毂滋茂，万宝将成，犹恐风雨失时，字养无寄。宜为普天亿兆仰祈加祐。可于京城及天下诸寺观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转经行道。每年正月七日，例皆准此。”）
人主诏令，犹天之风雷，发达万物，过与不及，则反为害。唐文皇，英主也，而有僻诏如此，无乃俗流失、世败坏已久，循习故常而不知其非邪？夫水旱、风雨、丰凶，天之所为而人之所感也。圣人修德以应天，则虽有其变而不为害。故阳教不修则日为之亏，阴事不治则月为之食，恩赏纵缓则无寒岁，刑罚惨酷则无燠年。商尝大旱，汤以六事自责，不闻流殍之灾。周尝大风，成王恐惧改过，终致丰登之报。此皆反求诸己，修其诚心，以答天戒而不求诸人也。求诸己而不求之人，道之要也。若不在此而在彼，则僧尼道士日日转经，月月行道，岁岁为之而无间歇，将见三日一风、五日一雨，百役繁殖不可胜用矣，尚何水旱之足忧乎！
（则天皇后请受佛记，沙门法藏讲《新华严经》，至“天地纲义十重门”，后茫然未决。藏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