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其功，割齐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职夺功。章先死，兴居遂反。夫以昌尝劝而封之，章兴居常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台惜十家之产，身衣曳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尝赐邓通钜万，又赐铜山，使得铸钱，亦未得纯为恭俭也。
《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诏书好言祥瑞，元帝诏书好言灾异。宣、元，父子也，时代相接，不应灾祥如此陡变，亦各系其好尚如何耳。吾尝疑宣帝时，凤凰等不应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即形之诏令，大者肆赦，小者犹赐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泽而为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汉光武之世，三公多见罪黜。侯霸为司徒，荐阎杨，以素有讥议，帝疑有奸，大怒，赐霸玺书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行法耶？将杀身以成仁耶？”朱浮为大司空，帝衔之，免后因司徒冯勤燕见，乃言浮以戒之，以为死生吉凶未可知（见勤传）。韩歆为大司徒，以直言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鲍求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俱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后欧阳歙、戴涉相代为大司徒，皆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位矣。（见《侯霸传》）
光武时，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垂朴牵曳，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刚谏不纳（见《申屠刚传》）。以封邱城门小，欲达侍御史（见《虞延传》）。王、梁、孙咸以谶为三公（见《方术传》）。桓谭、郑与皆以不为谶废之终身（见本传）。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见《循吏传》）。左雄言九卿位亚三事，自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韦彪于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后，多以苛刻为忠。陈宠亦于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钴钻诸惨酷之科（各见本传）
唐太宗性急，其召马周于常何家，未至间遣使者四辈敦促，以此见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已若，故轻天下士（见《虞世南传》），自谓朕为人主，兼行将相事（见《张行成传》）。为立太子，投床取佩乃自向（见《长孙无忌传》），刑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见《刘德威传》），唐失驭臣之术矣。代宗之于元载，纵之至于已甚，乃赫然发怒，加以大戮，妻子并死，又发其祖父冢，剖棺刑尸。若能驭之于初，岂至是欤。
按《张镐传》：肃宗引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具闻外，镐以为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拨乱之主愿只如此尔。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可观其量矣。
《唐太宗本纪》：“太宗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各为碑铭以纪功德。”吾以此见太宗所存之浅也。宪宗欲从中官吐突承璀之言，于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深陈其不可，宪宗从之。杨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碑颂者，徒遗后人作丁石耳。”隋泰王俊卒，王府僚佐请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张加贞传》：姜皎为秘书监，至于杖死。《张九龄传》：周子谅为监察御史，以言事杖于朝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已上系劾，六品已下杖然后奏。玄帝时，监察御史蒋挺坐法，朝决于朝堂。张廷圭执奏御史有谴，当杀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
汉亦轻杀人矣，有秦之遗风。主父偃以受诸侯金劫齐王自杀，武帝始欲勿诛，而公孙弘争之，遂偃族。夫始则以为不诛，至于诛也，止其身可也。而遽灭之，是汉之习于轻杀人也。
《杜周传》：周为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千有余万，此武帝时也。《唐旧史万国俊传》：则天时国俊往广州投流人，一杀三百人。则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仍遣五使，分诣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见国俊盛行残戮，得加荣贵，乃竞以杀人为事，惟恐后之。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杀狄仁杰，而容苏安伯，此见武后之矫情能忍也。
旧史《张易之传》：朱敬则之谏，大为丑讦，而则天劳之，赐彩百段。至于戮害诸李、自戕其子以恶其母，故公主幽闭至年四十不嫁，以配当上卫士。其悍鸷亦无比焉。
灵帝之时，可谓大乱极否之时矣。然传变斥言中官弄权，而帝识其忠。廷拆崔烈可斩而帝从其议，虽权贵恶之，不过为汉阳太守耳。
光武时，尚书令甚卑。申屠刚未有官，征为侍御史，迁尚书令，以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乃其证也。肃宗时，尚书令甚重。郅寿自冀州刺史三迁尚书令，帝擢为京兆尹，乃其证也。
唐重内官，见《倪若水传》。玄帝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虽自公官擢为方面，皆自谓下迁。若水为汴州刺史，见班景倩入为大理卿，饯于郊，谓之登仙，恨不得为驺仆。至德宗时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师禄薄，自镇方入八座，至谓□权。薛邕由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