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局之使小耳。又如“哀公问政”章，以法祖为旨者，亦官样话也。经文明言人存而后政可举，亡其人，则政虽布在方策而必息，故必极学问思辨之力，以果能好学力行知耻，而修仁义礼之人道，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非但依样葫芦，遽言法祖，如王莽之效周公也。凡此类，皆大言无当，徒使浅学陋人有所倚之巴鼻而已。扼要字者，如程子教学者以主敬，乃立本以起用，非知有此事便休，更不须加功修治之谓。如“止至善”章，学修恂粟，威仪内外交尽，德乃盛，善乃至；仁敬、孝慈、亲贤、乐利、天德、王道之全，岂一“敬”字遽足以该括之？又如“道千乘之国”章，言“敬事”者。但于事言敬，初非主一无适之谓，与“居敬”言居者抑别，固该括下四者不得。圣贤之学，原无扼要；乘龙御天，无所不用其极。扼要之法，乃浮屠所谓“佛法无多子”者，孟子谓之“执一贼道”。宋末诸儒，虽朱门人士，皆暗用象山心法，拈一字为主，武断圣贤之言，苟趋捷径。而作经义者，依据以塞责。万历以后，恶习熺然，流及百年，余焰不熄，诚无如之何也。
古者字极简。秦程邈作隶书，尚止三千字。许慎《说文》，亦不逮今字十之二三。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如均一“心”字，有以虚灵知觉而言者，“心之官则思”之类是也；有以所存之志而言者。“先正其心”是也；有以所发之意而言者，“从心所欲”是也；有以函仁义为体，为人所独有，异于禽兽而言者，“求放心”及“操则存，舍则亡”者是也；有统性情而言者，四端之心是也；有性为实体，心为虚用，与性分言者，“尽心知性”与张子所云“性不知简其心”是也。凡言“天”言“道”皆然，随所指而立义。彼此相袭，则言之成章，而必淫于异端；言之无据而不成章，则浮辞充幅，而不知其所谓。《大全》小注诸家杂乱于前，讲章之毒盈天下，而否塞晦蒙，更无分晓。不能解书，何从下笔？宜乎为君子儒者之贱之也。
陋人以钩锁呼应法论文，因而以钩锁呼应法解书，岂古先圣贤亦从茅鹿门受八大家衣钵邪？如“哀公问政”章，于“知仁勇”之仁，钩上“仁义礼”之仁：“不动心”章，以“勿求于心”之心，钩上“不动”之心。但困死呼应法中，更不使孔、孟文理得通。何况精义！魔法流行，其弊遂至于此。
王子敬作一笔草书，世称“墨妙”。然一帖之中，语虽连贯，而字形向背各殊，必于一笔，未免有拗折牵连之病。若经义。一题自一理，篇自一意，岂容有二笔邪？既必一笔，何用钩锁？止缘陋人气不能长，如老病喘促，必须歇息，方更接续。故钩锁之法一立，而天下翕然从之，为独参汤以延残喘。
非此字不足以尽此意，则不避其险；用此字已足尽此义，则不厌其熟。言必曲畅而伸，则长言而非有余；意可约略而传，则芟繁从简而非不足。嵇川南、汤义仍诸老所为独绝也。避险用熟，而意不宣，如扣朽木；厌熟用险，而语成棘，如学鸟吟；意止此而以虚浮学苏、曾，是折腰之蛇；义未尽而以迫促仿时调，如短项之蛙。才立门庭，即趋魔道，四者之病，其能免乎？
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故作者必须慎重拣择，勿以俗尚而轻批笔。至若泾阳先生，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非读书见道者，未许涉其津涘。
不博极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乃一行涉猎，便随笔涌出，心灵不发，但矜遒劲，或务曲折，或夸饶美，不但入理不真，且接缝处古调今腔，两相粘合，自尔不相浃洽，纵令抟成，必多败笔。赵侪鹤、汤义仍、罗文止何尝一笔仿古？而时俗软套，脱尽无余，其读书用意处别也。
以“外腴中枯”评归熙甫，自信为允。其摆脱软美，踸厉而行，亦自费尽心力。乃徒务间架，而于题理全无体认，则固不能为有无也。且其接缝处矫虔无自然之度，固当在许石城、张小越之下。熙甫子子慕，变矫厉为轻安，不失为儒者之言，度越其父远甚。人言殊不然，所谓相者举肥也。
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叶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如必不经思维者而后为自然之文，则夫子所云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费尔许斟酌，亦“咬姜呷醋”邪？比阅陶石篑文集，其序、记、书、铭，用虚字如蛛丝罥蝶，用实字如屐齿粘泥，合古今雅俗，堆砌成篇，无一字从心坎中过，真庄子所谓“出言如哇”者，不数行即令人头重。盖当时所尚如此，启、祯间始洗涤之。而艾千子犹以“莽莽苍苍”论文，（“苍”字上声，误读为仓。）不知“莽莽苍苍”者，即俗所谓“莽撞”，孟子所云“茅塞”也。
昔人谓书法至颜鲁公而坏，以其着力太急，失晋人风度也。文章本静业，故曰“仁者之言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