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名。性从理来,不离气。知觉从气来,不离理。合性与知觉,遂成这心,于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处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谓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谓体者,非体用之体,乃其形状模様恁地,易是阴阳变化,合理与气说。




  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隠、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隠;性中有义,动出为羞恶;性中有礼智,动出为辞让、是非。端是端绪,里面有这物,其端绪便发出从外来。若内无仁义礼智,则其发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个物,贮此性,发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恻隠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云云。恻隠、羞恶等以情言,仁义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统情性而为之主也。孟子此处说得却备。又如大学所谓忧患、好乐及亲爱、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无,不是个不好底物。但其所以为情者,各有个当然之则。如当喜而喜,当怒而怒,当哀而哀,当乐而乐,当恻隠而恻隠,当羞恶而羞恶,当辞让而辞让,当是非而是非,便合个当然之则,便是发而中节,便是其中性体流行,着见于此,即此便谓之逹道。若不当然而然,则违其则,失其节,只是个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于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来便不好也。

  情之中节,是从本性发来便是善,更无不善。其不中节是感物欲而动,不从本性发来,便有个不善。孟子论情,全把做善者,是専指其本于性之发者言之。禅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恶底物,却欲灭情以复性。不知情如何灭得?情既灭了,性便是个死底性,于我更何用?

  孟子四端,是専就善处言之。喜怒哀乐及情等,是合善恶说。

  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是才质、才能。才质犹言才料质干,是以体言。才能,是会做事底。同这件事,有人会发挥得,有人全发挥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谓“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尔殊”等语,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从性善大本处发来,便见都一般。要说得全备,须如伊川“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恶”之论方尽。




  志者,心之所之,之犹向也,谓心之正面全向那里去。如志于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学,是心全向于学。一直去求讨要,必得这个物事,便是志。若中间有作辍或退转底意,便不谓之志。

  志有趋向、期必之意。心趋向那里去,期料要恁地,决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污,便做成甚人?须是立志,以圣贤自期,便能卓然挺出于流俗之中,不至随波逐浪,为碌碌庸庸之辈。若甘心于自暴自弃,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须是髙明正大。人多有好资质,纯粹静淡,甚近道,却甘心为卑陋之归,不肯志于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寛仁恭俭,是其资质尽可与为帝王。然其言曰:卑之无甚髙论,令今可行也。却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髙大,然又好名,驳杂无足取。

  程子奏札说立志一段最切,是说人君立志。学者立志与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

  为学紧要处,最是立志之初,所当谨审决定。此正是分头路处。纔志于义。便入君子路;纔志于利,便入小人路。舜跖利善正从此而分,尧桀言行正从此而判。孔子说“从心所欲不踰矩”,紧要正在志学一节上。在圣人,当初成童志学,固无可议。自今观之,学之门戸虽多,若此处所志者一差,不能纯乎圣途之适,则后面所谓立,所谓不惑,所谓知命,所谓从心,节节都从而差,无复有见效处。惟起头所志者,果能専心一意于圣人之学,则后面许多节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进。果有“不倦”工夫以终之,则虽“从心”地位至髙,亦可得而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趣也,心之所趋也,趣亦志之属。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髙不要卑,论语曰:博学而笃志。立志要定不要杂,要坚不要缓,如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皆以圣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者,心之所发也,有思量运用之义。大抵情者性之动,意者心之发,情是就心里面自然发动,改头换面出来底,正与性相对。意是心上拨起一念,思量运用要恁地底。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