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便见心之真切，才为天理。」
直问：「颜子『择中庸』，是如何择？」先生曰：「亦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就己心之动处，辨别出天理来。『得一善』，即是得此天理。」后又与正之论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正之曰：「先生尝言：『此是见得道理如此。如今日用，凡视听言动，都是此知觉。然知觉却在何处？捉定不得。所以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子见得道体后，方纔如此说。』」
直问：「『物有本末』一条，旧说似与先生不合。」先生曰：「譬如二树在此，一树有一树之本末。岂有以一树为本，一树为末之理？明德亲民，总是一物，只是一个工夫。才二之，明德便是空虚，亲民便是袭取矣。『物有本末』云者，乃指定一物而言。如实有孝亲之心，而后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事有终始』云者，亦以实心为始，实行为终。故必始焉有孝亲之心，而终焉则有孝亲之仪文节目。事长、事君，无不皆然。自意之所著谓之物，自物之所为谓之事。物者事之物，事者物之事也。一而已矣。」
先生曰：「朋友相处，常见自家不是，方能点化得人之不是。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先生曰：「至诚能尽其性，亦只在人物之性上尽。离却人物，便无性可尽得。能尽人物之性，即是至诚致曲处。致曲工夫，亦只在人物之性上致，更无二义。但比至诚有安勉不同耳。」
先生曰：「学者读书，只要归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着句，拘拘解释，定要求个执定道理，恐多不通。盖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于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归在良知上体会方得。」
先生曰：「气质犹器也，性犹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得一桶者，有得一瓮者，局于器也。气质有清浊厚薄强弱之不同，然其为性则一也。能扩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直问：「『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夫子哭则不歌，先儒解为余哀未忘。其说如何？」先生曰：「情顺万事而无情，只谓应物之主宰，无滞发于天理不容已处。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则不歌。终不然，只哭一场后，便都是乐。更乐更无痛悼也。」
或问：「致良知工夫，恐于古今事变有遗？」先生曰：「不知古今事变从何处出？若从良知流出，致知焉尽之矣。」
先生曰：「颜子『欲罢不能』，是真见得道体不息，无可罢时。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罢时，只是未曾见得道体。」
先生曰：「夫妇之与知与能，亦圣人之所知所能。圣人之所不知不能，亦夫妇之所不知不能。」又曰：「夫妇之所与知与能，虽至圣人之所不知不能，只是一事。」
先生曰：「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非不可超脱世情。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人精妙。但其意有所著，欲以之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童克刚问：「《传习录》中以精金喻圣，极为明切。惟谓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之疑，虽有躯壳起念之说，终是不能释然。」师不言。克刚请之不已。师曰：「看《易经》便知道了。」克刚必请明言。师乃叹曰：「早知如此起辨生疑，当时便多说这一千也得。今不自段炼金之程色，只是问他人金之轻重。奈何！」克刚曰：「坚若早得闻教，必求自见。今老而幸游夫子之门，有疑不决。怀疑而死，终是一憾。」师乃曰：「伏羲作《易》，神农、黄帝、尧、舜用《易》，至于文王演卦于羑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二圣人比之用《易》者似有间矣。孔子则又不同。其壮年之志，只是东周，故梦亦周公。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自许自志，亦只二圣人而已。况孔子玩《易》，韦编乃至三绝，然后叹《易》道之精。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比之演卦演爻者更何如？更欲比之用《易》如尧、舜，则恐孔子亦不自安也。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以求之者。』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之为不厌。』乃其所至之位。」（《稽山承语》）
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何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
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
先生尝语学者曰：「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