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改元。郑所参校，於兹明矣。若然，郑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观兵得鱼之时，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终，则通数取鱼之年乃得为七年。郑云：“文王得赤鸟，武王俯取鱼，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数，武王以其年数者，文王改元，须得岁首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须正名号耳。《我应》说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终之后，恒称太子。河、洛复告，遵朕称王。”故《太誓》说武王升册称皇太子，得鱼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须改称，故不与文王同也。如上所说，受赤雀之命，必是岁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凿度》云：“历元名握先纪日甲子岁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以历法其年则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岁在癸丑，是前校五岁，与上不相当者，其实当云二百八十五岁，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残数，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当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统历》七十六岁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积一千五百二十岁，凡纪首者皆岁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满七十六岁，其后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为蔀首二也。从此以后，壬午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已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纪之数终而复始，纪纪还然。今《乾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以一纪之法一千五百二十岁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纪，馀有四百八十岁，即是入后纪之年，其初年还岁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蔀除之，馀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岁，即以六十除积年。其受命之年，太岁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积年为积日，以日行一匝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统》之术，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岁在戊午，计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复戊午，当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馀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或以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若如此说，於《易纬》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数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谶纬所言文王之事最为详悉，若赤鸟之外，别有洛命，则应有文言之。今未有闻焉，明其无也。所论《图》、《书》，莫过《中候》，而《我应》及《雒师谋》皆说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书，不言更有所命。详捡诸纬，其辞亦然。《易通卦验》曰：“有人侯冋，仓姬演步，有鸟将顾。”其意言文王得赤鸟而演《易》也。《是类谋》曰：“受赤雀丹书。”《春秋·元命苞》曰：“凤皇衔丹书於文王之都。”皆言丹书鸟雀而已，曾无斥言别有他命。郑言《洛书》即“丹书”，是也。不然，郑何处得《洛书》之言乎？说者虽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则亦赤雀命后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后受《洛书》，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后命，何也？且郑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若前命已为天子，后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为天子，犹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违拒天命，圣人有作，决不然也。又郑於《六艺论》极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於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鸟，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於户，秦穆公白雀集於车，是其变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书》？“且《洛书》龟负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则文王所受，实赤鸟衔书，非洛而出，谓之《洛书》者，以其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此为正也。故得《图》者，虽不从河，谓之《河图》；《书》者，虽非洛出，谓之《洛书》，所以统名焉。故《元命苞》云：“凤皇衔《图》置帝前，黄帝再拜受尧坐。中舟与太尉舜临观凤皇负《图》授。”是不从河者也。《坤灵图》云：“黄龙中流见於洛。”注云：“谓《洛书》不必皆龟负也。”言《河图》、《龟书》，见其正耳。所命文王衔丹书者，《我应》、《是类谋》谓之赤雀，《元命苞》谓之凤皇，《通卦验》谓之为鸟。鸟者，羽虫之大名，赤雀、凤皇之雏，神而大之亦得称凤，文虽不同，其实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丰，则受命之时，未都丰矣。而《我应》云“赤雀衔丹书入丰，止於昌户”，《元命苞》云“凤皇衔丹书，游於文王之都”者，郑作《我应序》云：“文王如丰，将伐崇，受赤鸟。”是当时行往丰地，未都丰也。所居有屋，故称昌户。从后言之，谓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谱》云：“周公避居东都。”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