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受天命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立周邦也。《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注云：“中身，谓中年。受命，谓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谓文王为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按《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灵图》云：“法地之瑞，黄龙中流见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书》也。”然则《河图》由天，《洛书》自地。谶纬注说皆言文王受《洛书》，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当天地之位，故讬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实皆是天命，故《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图》、《书》皆天所命，故文王虽受《洛书》，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后世创基之王，虽无河、洛符瑞，皆亦谓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与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虽未得九州，以其称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无明说。《鸱鸮》之传，谓管、蔡为二子，则毛意周公无除丧摄政、避居东都、罪其属党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与郑同也。《尚书·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云：“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故大业未就。”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汉书·律历志》载其说，於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悉同之。则毛意或当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於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乃引《周书》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镐召太子发作文传”。九年犹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诸儒皆以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马迁以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书·周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明年，西伯崩。”此虽伐犬夷与伐耆、伐邘其年与《书传》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郑不见《古文尚书》，又《周书》遗失之文难可据信，依《书传》、《史记》为说，故《洛诰》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是郑以文王受命为七年之事。《中候·我应》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於昌户。再拜稽首受。”《尚书运期授》引《河图》曰：“仓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是类谋》曰：“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时，赤雀衔丹书而命之。”是郑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而命之也。郑知然者，《易乾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受箓应《河图》。”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由此而论，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虽连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箓应《河图》”，则二十九年之文为受箓而发。受箓者，即谓受丹书王命之箓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然后始言“受箓”者，以文王之时，所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为之事，下乃继以“受箓应《河图》”。此等之事，皆由受箓而为之，故受箓之言与二十九年文不连耳。《是类谋》亦先言伐崇，然后言受赤雀丹书，亦以伐崇、作灵台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凿度》云：“亡殷者，纣黑期火戊，仓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将王，火为之相。戊，士也，又为火子。又火使其子为己塞水，是明仓精绝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复说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数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岁矣。”是郑以受命元年为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则元年岁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谱》云：“以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是得赤雀之命后年改元之验也。又《中候·雒师谋》云：“唯王既诛崇侯虎，文王在丰，丰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万户。”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丰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吕尚钓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书命云“雒授金钤师名吕”，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数之，故七是得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