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伤寒由皮毛而入，邪袭太阳，则和肺主皮毛的理论有矛盾，如麻黄汤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的咳喘，无不与肺有关，这何尝非寒邪犯肺的明证。"②对此，笔者有不同认识，现略述己见如次：
一、《伤寒论》中有关太阳实质的重要条文并不支持将太阳病解释为肺经证
太阳篇第一条一般认为是太阳病之提纲，此条对说明太阳实质具有重要意义，须加深究。柯琴说：“六经皆有表证，”又说：“三阳之脉俱浮，三阳俱有头痛证，六经受寒，俱各恶寒，惟头项强痛，是太阳所独也，”“如脉浮恶寒发热，而头不痛，项不强，便知非太阳病。如但头痛而不及于项，亦非太阳定局。如头项强痛，反不恶寒，脉反沉，不可谓非太阳病”(《伤寒论翼》)。徐灵胎于柯氏之说，表示赞同，他在《六经病解》中转引了此说，谓“诊者于头项强痛，必须理会。”《伤寒论》之六经表证，脉证虽各有异，但脉浮、恶寒二项，是为诸经表证所共有。从逻辑学角度看，我们可以这样下定义；脉浮、恶寒，是表证的本质属性。头项强痛，是太阳经病的本质属性。二者结合，就成为《伤寒论》六经中太阳表证的独有属性。故就六经表证论，汪忍庵――太阳病以“头项强痛为标准”之说是正确的。太阳表证与其他五经表证相区别之根据就在于此，仲景以“头项强痛”置恶寒之前而作为太阳病之主证，是有深意的。
仲景作论，秉于《内经》，据《灵枢・经脉篇》记载，足太阳经病无论是“是动病”，还是“所生病”都有头项强痛。手太阴肺经病则无论是“是动病"，还是“所生病”，均无此证，但都有咳嗽。而温热学派所说之肺经证，则以咳嗽为常见证，“头项强痛”则绝少，这与仲景之论太阳病，相反而不相符。即此可见，表证之属太阳病者，以“头项强痛”为据墨表证之属肺经病者，则以“咳嗽”见重，二者明有如此大异，若置此不论，竟贸然谓，“太阳篇各主要的‘证’，膀胱经不及肺经密切。”便经不得推敲。因太阳病之提纲，本是从太阳疴中许多个别的和特殊的“证”中，概括其共同的证候而来。“头项强痛"既作为提纲中第一大主证，说明太阳表证各“证”，都具这一症状，然这一症状根本就无法解释为肺经证之主证。
汪琥说：“中字与伤字同义，仲景论中，不直言伤风者，恐后学不察，以咳嗽、鼻塞、声重之伤风，混同立论，故以中字别之也”(《医宗金鉴》)。柯琴说：“仲景作论大法，必择本经至当之脉证而表彰之。”(《伤寒来苏集》)可见，仲景为恐后人将中风(太阳病表证之一)与伤风(手太阴肺经病之二)混同，述作时字斟句酌，下过一番功夫，张隐庵“六经各有所本，片言必有其归，b字必体其蕴。”(《伤寒论集注》)之说，虽有崇经太过之嫌，但若就第一条来说，应当说是正确的。太阳病提纲中没有“咳嗽”这一肺经证的主证，非出于仲景之疏忽。我们不能把外感病初起的认识，局限于手太阴一经，临床上许多外感病，在初起或自始至终，都可以不见肺经证，这是客观事实，如认为外感表证，概属于或始于手太阴，这与实践不符。
再看第二、三、六这8条论述太阳经病三证型主证主脉的条文，《灵枢・经脉篇》所述之肺经证，亦几乎一证来具，就是总观太阳病篇正治、救逆诸方及所有条文，论及咳嗽，鼻塞，肺胀，胸满，臂内前廉痛等手太阴肺经证的，也是极少。至于太阳病篇某些重要的“证”(如桂枝汤证、五苓散等)，更没有什么肺经证的症状，这就完全可以说明，《伤寒论》中有关太阳实质的条文，本身就不支持将太阳病解释为肺经证。
二、不能因”麻桂”诸方可治肺经证便说：“太阳病为肺经证”
《伤寒论》第236、242两条，明言阳明病表未解宜桂枝扬。237条又说；“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发汗则愈，宜麻黄汤。”太阴篇亦有“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之明文。对阳明病之用“麻桂"，柯琴认为。“初受风寒之日，尚在阳明之表，与太阳初受时同，故阳明亦有麻黄、桂枝证。”对太阴之用“桂枝”，尤怡认为：“桂枝汤辛甘入胡，故亦能发散太阴之邪。”麻、桂二方，仲景并不专为太阳伤寒、太阳中风设，故注家有主张以方名证者，后人亦不得拘经以限药，故因“麻、桂”诸方可治肺经证，便说“太阳病当为脓经证”，亦大可商榷。
从生理上看，脾胃为营卫生化之源，心肺为营卫布散之器，营卫走表则注属诸经而统辖于太阳，虽然，卫行脉外，似不受经脉的约束，但营中有卫，卫中有营，营卫是气化过程中传达脏腑间信息的物质负载者，经络是信息负载者的传递通道，卫与营同样不能脱离诸经而运行，因太阳经脉行身之背，分布体表最广，故较之其他经络，与在表营卫，尤具有重要之联系。从病理上看，因阳主外，阴主内，风寒之邪最易伤阳，太阳为三阳之表，故风寒伤害在表之营卫，每多先见太阳之症状，恽铁樵认为：六淫中人为病，言气化不言实体，经云邪风之至，疾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是谓病在皮毛，不是言肺之合。故太阳病实可看作是在表之营卫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