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发自何经，每随人体质状况而异，故辨证决不可拘泥发自阳明之说，顾今人竟以暑入阳明为暑温之本病，则上述类案又当为暑温之何证？即此观之，执暑入阳明之一端以概其余，是值得商榷的。
结语：1.暑为六淫之一，其伤人为病，不外新感伏邪二种，新感者称暑温，伏邪者称伏暑，伏暑称之发，医家并不以阳明一经局限之，而暑温一证，反好引“发自阳明”之说。殊不知此说不独与叶氏“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自相矛盾，且核稽治案，不合实际，故今予驳正之。
2.“中暑无问表里，通宜白虎”之说，本不足以为训，若吾人学而不思，拾前人糟粕而张大其言，误以为夏暑必发自阳明，“一概袭用成方”“但清其内，不解其外”，若是而误治，则诚如喻昌所云：此“医之罪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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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论治上犯中药殊多矛盾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崇拜者捧之为经典。实则此书理论上殊多矛盾，吾人当明辨其瑕瑜而决不可盲从。现就其有关治上犯中药禁的论述，作为举例如次；
吴氏认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治上焦如羽，非轩不举。故治温病初起，宜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中下。而治上犯中，是为温病初起用药之大禁。这种观点，在下引文字中可得到具体的反映。
《温病条辨・吴又可禁黄连》中说：“余用普济消毒饮于温病初起，必去芩，连，畏其入里而犯中下焦也。"同书上焦篇十八条自辨中也说：“去黄芩、黄连者，芩连里药也，病初起未至中焦，不得先用里药，故犯中焦也。”上焦篇二四条自辨中又说：“黄连甘草，纯然里药，暑病初起，且不必用，恐引邪深入。”鞠通对又可用达原饮治温疫，曾多次给予批评，主要也是嫌其治上犯中，如上焦篇四条银翘散方论中说：“盖其方中首用槟榔，草果，厚朴为君：夫槟榔，子之坚者也，诸子皆降，槟榔苦辛而温，体重而坚，由中走下，直达肛门，中下焦药也，草果亦子也，其气臭烈大热，其味苦，太阴脾经之劫药也，厚朴苦温，亦中焦药也。岂有上焦温病，首用中下焦苦温雄烈劫夺之品，先劫少阴津液之理！知母、黄芩，亦皆中焦苦燥里药，岂可用乎？”按照上引的一些论述，黄芩、黄连，甘草，厚朴，知母等俱当列为治上犯中的禁药，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了。然而，吴氏治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主以桂枝汤(方中大枣亦是中焦药)，但热不恶寒而渴者，主以银翘散，此二方都有甘草，吴氏治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主以桑菊饮，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主以白虎汤，此二方亦俱有甘草，白虎汤尚有知母。又吴氏用普济消毒饮之所以必去芩、连，是以其系里药，嫌其犯中，恐引邪深入，然甘草亦“纯然里药”却是不去。我们只要略翻阅一下上焦篇，就可发现，用甘草之方很多，如清络饮原方无甘草，但吴氏治手太阴暑温，但咳无痰，咳声清高者，不但特意加甘草，而且加知母。吴氏不拘经限药，将治阳明病之主剂白虎汤用于治疗手太阴温病，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甘草知母是治上犯中药，就不该用了。
关于黄芩，吴氏在中焦篇九九条自辨中说：“黄连、黄柏，但走中下，黄芩则走中上，盖黄芩手足阳明，手太阴药也。”又吴氏治肺疟，主以杏仁汤，认为：“疟邪始受在肺，逆传心包络。”“肺疟，疟之至浅者。肺疟虽云易解，稍缓则深，最忌用冶疟印板俗例之小柴胡汤，盖肺去少阳半表半里之界尚远，不得引邪深入也。"然而杏仁汤方中却有黄芩、滑石、茯苓块，后二者是否系上焦药姑置不论，黄芩是吴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