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便，无不乐从。没有以伏气之说进者，彼且视为异说，茫然不知伏气为何病。嗟乎！伏温是外感中常有之病，南方尤多，非怪证也。其病载在内经、难经、伤寒论著书，非异说也。临证者，竟至茫然莫辨，门径全无，医事尚堪问哉！”综观上述，其以伏气温病为外感中之常见病的观点，已可概见。
2・证多重险：柳氏说：“凡外感病之重且险者，皆温热病也。”这种证发重险的温热病，柳氏非指“随时感受之温邪，如叶香岩，吴鞠通所论者”，而是指伏气温病。柳氏根据暴感温病从表入里，证发常轻浅，伏气温病从内出外，证发常重险的认识，不但说：“伏气由内而发，治之者以清泄里热为主，其见证至繁且杂，须兼视六经形证，乃可随机立法。暴感风温，其邪专责在肺，以辛凉轻敌为主，热重者，兼以甘寒清化，其病与伏温病之表里出入，路径各殊，其冶法之轻重深浅，分属迥异。”而且还认为常疫之从口鼻吸入戾气，邪机仅在募原者，一般亦多不重，故他在《辨正吴又可温疫论各条》中说：“所列九传证情，变幻殊甚。然唯伏气化温，从少阴外达者，每每有之。邪机仅在募原者，未必如是也。”正因为伏气为病深重，暴感为病轻浅，而寸医不知别此，对伏温从少阴初发之证，亦宗法叶香岩，以辛凉轻解为治，故柳氏责其“失之肤浅”。观上论，即可见其谓伏气温病重险而重要之观点。
据柳氏云：“近日医家，不囿于吴又可募原之说，即泥于吴鞠通三焦之论，而绝不知有少阴伏邪随经发病之理。故遇此等证，便觉毫无把握，轻者迁延致重，重者无法挽救，近年所见不少矣，哀哉！”因目击这种时弊，有鉴前人治温病法，各失之偏，柳氏基于以上认识，认为只要掌握伏气温病的证治规律，其他温热病，就不难触类旁通，举一返三，这样，临证自可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其书名之所以曰逢源，其论温之所以重伏气，即是为此。
二，伏气温病的病理
1，邪伏少阴：伤寒论略例曾说：中而即病者，名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柳氏对此有异议，他说：“寒毒藏于肌肤一语，于理欠园。冬寒是时令之邪，与疫疠不同，无所谓毒。于寒下加一毒字，已属骇人。再寒邪之内伏者，必因肾气之虚而入，故其伏也每在少阴。若皮肤有卫气流行之处，岂容外邪久伏。况果在皮肤，则病发亦轻，何至深入脏腑，而有险恶之证耶？”对喻嘉言的观点，他亦加以驳斥，认为“尚论后篇，专论伏气发温之病，分为三例：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一例，谓寒邪之伏于肌肤者；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为一例，谓寒邪之伏于骨髓者，以冬不藏精，冬伤于寒为一例，谓内外均受邪，如伤寒二感之证。”这样做，“在作文则为高手，而说理未必皆能精确。伏气发温之病，惟冬伤于寒故病温，惟冬不藏精故受寒。其所受之寒，无不伏于少阴，断无伏于肌肤之理。其肾气未至大虚者，倘能鼓邪外达，则由少阴而达太阳，病势浅而轻。若肾虚不能托邪，则伏于脏而不得外出，病即深而重。同此邪，同此病，证有轻重，而理原一贯，无三纲之可分也。”总之，柳氏认为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之说，语势虽若二平，其义原归一贯，喻氏分立三纲，不切于病情。伏气温病，本是冬时寒邪，乘肾气之虚，伏藏于少阴，如果冬不藏精，别无受寒之事，则其病为纯虚，便于温病无涉。这一观点，文充理足，较之邪伏肌肤、骨髓诸说，论理更为周密，故显得比较合理。
2・随经可发：柳氏认为：“邪伏少阴，随气而动，流行于诸经，或乘经气之虚而发，或夹新感之邪气而发。其发也，或由三阳而出，或由肺胃；最重者热不外出，而内陷于手足厥阴；或肾气虚不能托邪，而燔结于少阴。是温邪之动，路途多歧，随处可发，初不能指定于何经，”但“张石顽谓温邪之发，必由少阳。陆九芝谓温热病必发于阳明。陈平伯则以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吴又可又以募原为温疫伏邪之所。”对纷纭之说，柳氏力排众论，独抒己见，认为“诸家所论，虽亦各有所见，但只举温病之一端，而不可以概温病之全体。至吴鞠通温病条辨，横分三焦。谓凡病温者，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是以时感温风之证，指为伏气发温之病。彼此混而不分，其背谬为尤甚。”由此可见，对论温诸家，他对吴鞠通之说最不满，而对难经温邪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之说，则最推崇，他说：“伏温之病，随经可发，经训昭垂，已无疑义。”这一病理观，用以解释复杂的温病病机，显得空灵活泼，它较之温邪初起必先犯肺之说，确实是更合临床实际。
因“伏温之邪，冬时之寒邪也，其伤人也，本因肾气之虚，始得入而据之。其乘春阳之气而外达也，亦以肾气暗动，始能鼓邪化热而出。”故柳氏主张当重从肾论治。又因“伏温外发，必从经气之虚处而出，初无一定路径”，故柳氏复撰《伏温由少阴外达三阳证治》、《伏温热结胃腑证治》、《伏温上灼肺金发喘逆咯血咳脓证治》以及伏温化热内陷厥阴、内陷太阴、郁于少阴，内燔营血、外窜血络、外夹新邪等篇详论之。这样条分缕析，备举无